《路透社》紀念講座談新聞信任危機　閱聽人「對現狀不滿、盲從陰謀論」

2025 年 04 月 15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品潔編譯報導

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RISJ）每年舉辦《路透社》紀念講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傑拉尼．科布（Jelani Cobb）在2025年3月，以「信任議題：可信度、盲從與危機時期的新聞報導」（Trust issues. Credibility, credulity and journalism in a time of crisis）為題發表演講[1]。

陰謀論讓所有問題都有「解答」

從過去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英國脫歐、2016年美國大選到近年來新冠疫情的衝擊。民粹主義者趁著危機時刻，對大眾的困境找出了「簡單粗暴」的解釋，而這可能會妖魔化特定種族、宗教，或是攻擊新聞業，「我們都看過這個劇本」。[2]

科布在演講中提到，對於信奉陰謀論的煽動者而言，「當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時，皆能輕易指向特定的罪魁禍首」。散佈謠言的人將世界描繪成淺而易見，彷彿「所有的問題都有明確解決方案」，試圖證明受眾心中「最憤世嫉俗的假設」。

科布並提到人們抱怨媒體，常常是因為一間媒體而抱怨整個媒體產業，即使媒體的類型包羅萬象[3]。與此相較，優質的新聞需要敘述社會的複雜性與多元面向，致力呈現真相。記者面對艱鉅挑戰。不只是公眾不再相信新聞業，他們轉而相信不實的一方，「我們不僅經歷一場信譽危機，還面臨一場盲從危機」。

不滿現狀轉向民粹　不信任媒體與政府

科布解釋，民主國家制衡與約束各方權力，並且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相信這個「熱鬧吵雜」的理想主義能夠發揮作用。然而，民粹主義憤怒浪潮襲捲了包含美國在內的數個國家，且並非憑空而來。當生活處於困頓狀態時，大眾開始失去信心，不滿情緒會導致社會動盪不安。

根據愛德曼《2025年信任度晴雨表》發現，大眾對於經濟的擔憂轉化為忿忿不平，從政治兩極化又走到了積極維護自身權益，開始出現反對大企業、反對執政黨、反對富人的聲音，包含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等西方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被趕下台。近三分之二的人擔憂自己受到歧視；四分之三的受訪者憂慮薪資跟不上通膨的腳步。[4]

愛德曼報告提到四個影響要件，包含：
（一）對更美好的未來缺乏信心；
（二）貧富階級對於政府、媒體和非政府組職的信任度差距擴大；
（三）對媒體、企業、政府缺乏信任，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被矇騙；
（四）共同認可的事實也越來越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坦言難以區分可靠新聞與假資訊。

「不輕易相信任何人」　仔細懷疑、小心求證

科布提到新聞業與學術論壇經常要求公眾信任，卻直言不諱地指出矛盾點。「以性格和職業行為而視，記者是你見過最不值得相信的人。」他認為，新聞業不該期望喚回公眾的信任度，而是應努力創造「平等懷疑」的狀態，「不要相信我們，事實上，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人，讓心中保有猜疑」。

他舉出美國傳奇新聞記者約翰．錢斯勒（John Chancellor）喜歡的名言：「如果你的母親說她愛你，最好證實一下。」科布提到，內心有質疑並非憤世嫉俗，而是對於任何消息與資訊的「深思熟慮」。新聞業的優勢在於記者報導、探究，極力尋求答案。

因此，新聞業必須比以往更恪守倫理準則。犯錯時應毫不猶豫地承認。正如記者瑪格麗特．沙利文（Margaret Sullivan）所言，只有做好事的單位，才會在做錯事時告知外界。如果在新聞機構從未發表更正，其也「不值得信任」。

科布提議，新聞業可借鑒於社會科學，使所有段落來源提供查詢，附上報導提提到的文件、採訪和研究連結。如果讀者願意追蹤這些資料，應該能得到相近結論，並且淡化陰謀論者的懷疑與猜測。

科布指出，記者必須站出來訴說「自己的故事」。多數人並不清楚新聞業內部作業，像是編輯與記者的半對抗關係。記者可以說明報導是如何進行，從何得到提示、文件的請求、與政府官員的對質、採訪了「誰誰誰」，「這就是報導的來龍去脈」，像是向客人介紹食物的廚師一樣，告訴他們如何烹飪與獲取。[3]

向網紅取經　如何抓住觀眾注意力

根據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發表的《2024年度數位新聞產業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 2024），47個國家與地區之中，只有40%的人相信新聞多數報導；而美國僅32%，位居末段班。[5]

調查也發現年輕人、教育程度較低和收入較低的人，更不願意相信新聞。

路透社新聞研究所的代理主任米塔利．穆克吉（Mitali Mukherjee）指出，信任差異反映了讀者認為與新聞脫節。[6]

科布補充：「我們沒有給讀者想要的，因此自然而然選擇不看新聞。」記者認為應該關注的內容，和讀者真正想看到的存在差異，「我們以為大家要的是驚訝咋舌的調查報告，實際上民眾可能只想知道泰勒絲的演唱會」。

不同於美國中年人和老年人，許多年輕人透過獨立作者、活動人士和Podcast接收新聞。科布提到，從不同媒介獲取新聞的歷史已久，不同之處在於比例的差別。讀者流失到不同平台，傳統媒體被弱化。對於不受新聞倫理、報導方法和原則所約束的人而言，他們若只憑直覺報導消息，可能會帶來一定風險。

科布認為，新聞業應走入讀者在的地方，如社群媒體和Podcast，可以向網紅取經，他們善於建立受眾。即使他們所做的事情一些遊走在邊緣，但必須承認他們有精明的行銷手段。以知名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an）為例，其節目常常採訪來賓數小時，還能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參與座談的印度數位媒體「The Quint」聯合創始人卡普爾（Ritu Kapur）同意此觀點：「網紅和內容創作者為何以及如何能夠以媒體無法做到的方式，牢牢掌握觀眾的心？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那些技巧？」她補充，印度網紅在近期印度大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影響力的網路意見領袖，參考並採納了記者詳細報導，並將其擴散出去。

報導重大程度　與影響力不成正比

觀眾買單的報導不一定合乎邏輯。科布表示，有可能這篇報導的議題關鍵又精彩絕倫，卻沒人在乎。奇怪的是，半年後再度發表重要報導，這次人們深有所感，跑上街頭抗議。

作為哥倫比亞大學學院院長，科布提到，他曾向學生說道，新聞工作與對世界的影響力的關聯未知且難以預測。不能期望在新聞業「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永遠不知道哪一篇報導會中頭獎，帶來巨大的變化，而記者應繼續為這個使命工作。

面臨當今政局經濟不穩定的環境下，作為記者並不容易。優質新聞報導面臨挑戰和威脅，還須適應變化多端的資訊環境，是健康的民主社會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科布表示：「這是一份值得尊敬的職業。」記者工作意義非凡。人們仰賴於此——即便是不信任的人，也在他們尚未察覺的層面上依仗於新聞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