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訊息認知調查：95%民眾曾收過假訊息　7成受訪者認事實查核機構角色日益重要

2025 年 01 月 7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萬巧蓉｜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2024年度假訊息認知調查暨高峰論壇」在台大社科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行，上半場進行2024年度假訊息認知調查發表會，發表人包括台大社科院院長張佑宗、副院長洪貞玲，以及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沈智新、台大新聞所副教授謝吉隆。由四位學者共同揭示，當年度民眾對假訊息議題的認知，以及對於事實查核的評價與效果，而當假訊息持續蔓延公民社會中，信任與問責的心理如何被影響。

本次調查於2024年10月25日至30日進行，為期6天，共完成2422份樣本，由台大動態民意調查研究平台執行。張佑宗補充，今年調查圍繞六大核心面向：假訊息認知、假訊息辨識、事實查核的認知、假訊息問責、AI對訊息真偽的影響，以及事實查核的效果，全方位剖析假訊息對社會的各方面影響與挑戰。

台大新聞所與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公布2024假訊息認知調查，左起為張佑宗、洪貞玲、副教授謝吉隆、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沈智新。（特約記者萬巧蓉攝）

95%民眾表示曾收過假訊息　削弱民眾對政府及媒體信任度

張佑宗在開場致詞中提到，今年的假訊息認知調查題目延續了過去兩年的研究，因此能參照作趨勢分析。不同的是，今年的調查方法聚焦於網路調查，不再採用市話與網路的混合方式。他指出，雖然此方法弱化了傳統的代表性，但更加注重因果推論的價值，有助於研究與探索假訊息對社會的影響。

張佑宗針對假訊息認知的調查結果表示，民眾收到假訊息的比率逐年顯著上升。2022年僅有75%，2023年增至83%，而2024年更高達95%，顯示假訊息在日常生活中愈發普遍。此現象可能反映了假訊息數量的激增與傳播手法進步，或是民眾對於辨識假訊息更有警覺。

當調查問及民眾認知的假訊息高頻率製造者，超過七成受試者認為境外勢力、政治人物及媒體工作者經常製造假訊息。而在散播假訊息的主要管道中，網路與手機分居前二，比例皆超過75%；次要管道則是報紙雜誌與電視廣播，比例約為五成。

張佑宗進一步指出，值得探討的是，雖然民眾普遍將媒體工作者視為高頻假訊息製造者，但卻不認為由媒體人員主導的傳統管道是主要的假訊息來源，這可能意味著，眾人對媒體工作者的定義認知有差異。

調查結果還顯示，假訊息的增加對社會信任造成負面影響，特別是削弱民眾對政治人物與政府施政的信任。而且，在所有被調查的對象中，媒體工作者呈現出雙面特性：七成受試者表示對其信任程度減少，為各群體之最；但也有11.4%的受試者表示信任增加，比例最高。調查分析指出，由於媒體工作者既可能傳播假訊息，也能扮演揭露真相、打擊假訊息的角色，因此同時受到不信任與信任的雙重評價。

進一步的交叉分析可見，假訊息對信任程度的影響還受到黨派立場的影響。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相較於民進黨支持者，更容易因假訊息而降低對政府施政、民主制度及政治人物的信任，落差將近一成。

民間事實查核機構備受重視　七成民眾認為查核內容具公信力

調查結果發現，民眾在面對假訊息時採取的應對方式依序為：與親朋好友討論、查閱書籍或其他實體資料、使用事實查核機制、聽取專業人士的判斷。謝吉隆指出，與去年相比，使用事實查核機制的比例增幅最為顯著，從60.5%提升至71.03%，顯示事實查核在應對假訊息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當進一步探討民眾對民間查核機構的認識與使用情況時，結果顯示，74%的民眾知道民間查核機構，較去年的58.6%有顯著提升。然而，年長族群的認知相對不足，65歲以上受試者中僅有66%知曉相關機構，低於其他各年齡層的76%。在使用率方面，將近七成的受試者曾使用過民間事實查核機制查核訊息，而從未使用過的比例下降了近兩成。此外，在社會敏感議題上，民間查核機構的公信力備受重視，接近七成的受試者認為民間查核機構具有公信力。

謝吉隆觀察，公民社會在推動媒體識讀教育方面的努力逐漸見效，比如：在第一線向民眾宣導，還有與各種平台管道展開合作，像是LINE或是開發APP，因此能提升了大眾對事實查核的認知，也促使更多人在日常中採用事實查核工具，社會也更加信賴與肯定查核機構的存在。

七成三民眾認為政府應限制假訊息流傳

調查也公布了民眾對於減少假訊息流傳的責任歸屬看法。結果顯示，受試者普遍認為傳播媒體、政府官員、假訊息製造者以及網路平台均有責任。超過九成的民眾支持立法，要求社群媒體建立假訊息自律機制。即使是在可能損害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仍有約73%的受試者認為政府應限制假訊息流傳，這項數據比去年上升了10%。謝吉隆指出，這反映了民眾對政府肩負責任的高度期待，今年或許有社會情境凸顯了假訊息的危害，促使民眾傾向支持更強而有力的管理措施。

然而，與過往的調查相比，民眾對特定人或單位承擔「非常有責任」的期待有所下降。調查分析指出，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責任分散效應，使民眾認為治理假訊息是多方的共同責任，而非單一群體的職責；之二，對於特定個體或單位治理假訊息能力的質疑；之三，假訊息長期存在所引發的疲勞感，使得民眾在責任歸屬上的態度更加緩和。

逾三成民眾認為AI比真人更精確客觀　經常使用AI者對假訊息辨識力更佳

今年的調查新增了關於人工智慧（AI）對訊息真偽影響的題組，結果顯示，超過半數的受試者鮮少使用人工智慧，顯示AI服務目前尚未普遍融入日常經驗。當詢問受試者是否認同人工智慧提供的資訊比真人更為客觀精確時，約35%表示同意。然而，在經常使用人工智慧的族群中，認同比例提高至約55%。

針對是否接收過人工智慧產製的假訊息，整體受試者中約20%表示從未接收過，但在經常使用人工智慧的族群中，僅約10%認為從未接收過。當問及是否具備辨識人工智慧製作假訊息的能力，經常使用人工智慧的族群比所有受試者高出近兩成，辨識能力更佳。

調查也發現，隨著年齡增長，使用人工智慧比例明顯降低。65歲以上的高齡族群中，有超過七成幾乎不使用人工智慧，他們同時也是數位工具的罕用族群。

洪貞玲指出，今年在調查選舉假訊息時發現，透過人工智慧產製的假訊息大幅增加。今年假訊息調查中加入人工智慧相關問題，盼此資訊能讓重視媒體素養者了解，未來一同思考如何應對人工智慧產製假訊息的問題，可能需要結合公眾教育與開發新工具，才能有效地應對此挑戰。

高政治化議題假訊息更容易被信任　多數民眾更願意獨立查證假訊息

沈智新受邀加入假訊息調查團隊，以精進過去兩年的實驗設計，並專注於測試事實查核的效果。他所設計的研究中提供三則假訊息——京華城案、台電缺電、手機詐騙，其中，沈智新發現高度政治化議題的假訊息更容易被信任。例如，約35%的受試者相信京華城案的假消息，而另外兩則假訊息的信任比例則低於兩成。

沈智新說明實驗設計的方法與結果。（特約記者萬巧蓉攝）

實驗還設計了對照組，並加入不同層次的干預訊息，例如僅提示「消息已被查核為假」或提供詳細的事實查核報告，還有進一步對比不給予查核報告、自願閱讀查核報告、強制閱讀查核報告的效果。結果顯示，僅提供假訊息警訊但未補充查核報告的受試者，其對假訊息的信任程度顯著較低；反之，當查核報告內容詳盡且結構清晰時，受試者對假訊息的信任顯著提升，顯示查核報告對增強民眾信任度有一定的重要作用。

調查還發現，受試者是否主動選擇閱讀查核報告，也會影響他對報告的信賴程度。自願選擇查閱的受試者，比起被強制閱讀的組別，更容易信任查核資訊。這表明，主動、自主的參與，有助於提升民眾對查核資訊的接受度與信任感。

此外，調查顯示，受試者對查核資訊的信任程度越高，越傾向分享。查核報告的主要分享對象包括家人、朋友、同事及群組成員，但分享給陌生網友或政治人物的比例較低。相較之下，假訊息的分享範圍則更限縮於家人與熟人網絡，分析民眾對事實查核報告應有更高的公共性認知。

調查同時發現，面對假訊息時，多數民眾更願意獨立查證，而非依賴社會網絡。首要是透過自身的知識與經驗判斷訊息正確性，其次是上網搜尋、閱讀查核報告或相關討論。然而，選擇與身邊人討論或尋求專業人士協助的比例相對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