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莉｜她眼中的世界：身為報導者

2021 年 01 月 0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專業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我們終於可以好好說話了。」台灣解嚴的那天晚上，李雪莉的父親對她說。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她並不清楚那句話的含意，多年之後回顧才發現，這句話貫穿了她整個生命的核心。

不知從何時起，台灣的新聞充斥著置入性行銷，大學新聞系的招生從擠破頭的盛況演變成如今的乏人問津。眼見傳統媒體日漸沒落，而代之興起的網路媒體卻使得人們陷入「多元卻平行的部落主義」，李雪莉與《報導者》的夥伴們，努力用好的報導告訴這個社會：他們沒有放棄。

在台北市婦女館所舉辦的系列講座「她眼中的世界：身為報導者」當中，資深記者李雪莉分享她浸淫新聞界多年的心得，內容包括：從商業媒體到公共媒體的箇中原由、新聞工作的典範轉移，以及新聞界的性別平權觀察等。

記者，做為什麼而存在？

李雪莉在書裡的自我介紹，總會加上一句：以記者為終身志業。她自嘲，其實這是一個很傻的說法，這個時代，怎麼會有人把記者當成志業？

她說，經歷過戒嚴時代的人都了解，媒體的影響力有多大。因此，為了監督政府，當 1988 年報禁解除後，非常多優秀的人才進入了媒體業，透過書寫來改變社會，而當時的公民運動也百花齊放。然而，「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對記者充滿譏嘲，甚至歧視的話，現在大家都耳熟能詳。

李雪莉小時候，政大新聞系是擠破頭的熱門系所，那時她滿心想的是：「小時要讀書，長大當記者」。與如今記者低落的社會形象兩相對照，她說：「對於把記者當成志業，甚至是第四權的人們而言，這是個令人訝異的歷程。」

廢墟裡能不能開出一朵花？

這些年來，由於社群網路媒體囊括絕大多數的廣告，為求生存，傳統新聞媒體走向了廣告置入的不歸路，儘管法律明文規定廣告編輯必須清楚標示，也形同虛設。李雪莉表示，許多商業媒體努力地想對抗這股趨勢，但就像是陷入流沙一般，難以抵抗這樣的商業模型。

另一方面，網路媒體為了追求點閱，所刊載的文章都以輕薄短小為訴求，但內容卻往往是去脈絡的，甚至充滿粗暴的標籤。李雪莉說，過去一個記者一天可能處理一到三則新聞，可以詢問不同的利害關係人，把文章組織得非常清楚；現在有些組織會要求記者一個月可能要負責 500 萬甚至 1,000 萬次的點閱。「我們發現，再好的腦袋進入這種環境也無法創造好的價值，因為人是環境的動物。」

2015 年，李雪莉與一群關切媒體未來的夥伴們，思考著不依靠點閱與流量生存的可能性，他們的目光移向了非營利媒體。非營利媒體從 2012 年起就陸續在世界各國出現，包括美國的《ProPublica》、《The Texas Tribune》，德國的《Correctiv》以及南韓的《Newstapa》、日本的《Waseda Chronicle》等。

於是，在「有沒有可能走一條不一樣的路？」的探求之下，《報導者》於 2015 年 9 月 1 日（記者節）正式成立，當時掛在辦公室外的橫幅上寫著「獨立、開放、零廣告」。

李雪莉說，《報導者》是台灣第一家由公益基金會成立的非營利網路媒體，為了維護編輯台的自主權，他們對於捐款的原則是「不擁有、不回收、不干預」；並且網站並不顯示文章的點閱數。「我們記者的熱情和寫文章的動能完全就是：這件事重不重要？在這個時刻有沒有討論它的意義和價值？」

《報導者》的新聞原則。圖：陳洧農攝

從點閱的漩渦中解放之後

當記者不用再被流量綁架，他要用這份自由去做什麼？李雪莉說，第一就是要回到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看起來很硬，可是如果我們持續不去看公共政策，我們就失去話語權，我們就沒有監督政府的可能，即便我們四年投票一次。」

非營利媒體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對重要議題的持續關注，尤其是在社會普遍健忘的時候。例如在 2018 年普悠瑪事件發生三個月後，《報導者》發表了〈傾斜掉的台鐵—太魯閣、普悠瑪誤東部10年〉。「我們不只是去看當時的事件，我們希望拉長時間來看。」李雪莉說：「每次我們在跟記者討論新聞故事，我們不是要看熱鬧，而是希望從這個敘事裡面看到結構性的問題。」

普悠瑪事件一年後，《報導者》刊出了〈國家不願面對的真相：獨家揭露台鐵總體檢報告〉，促使交通部長公開尚未開放即遭封存的台鐵總體檢報告。「如果沒有媒體持續監督，多數有權力的人是不希望自己像一個透明的人，被大眾檢視的。媒體的看見，經常能推動權力者產生行動的力量。」

李雪莉表示，《報導者》對於資深記者的好處是：他清楚自己的問題意識，而報導者有自由與空間。「譬如說我很關心人權議題，『不平等』一直是我選擇議題的重要座標。當你有這個座標，你就會知道原來你要去找一個題目，這個題目就一直活在你的心裡，不斷來回碰撞。」

從「降落傘式新聞」到「往返的田野」

「你進入他們的生活，才知道他們有著什麼樣的人生。」

李雪莉說，過去自己受到的訓練經常是以俯瞰的姿態，有如傘兵一般空降現場，做完報導就離開。可是，當社會和議題都越來越複雜，這種方式就難以洞悉問題表象之下的本質。為了深入了解議題背後的結構面，追蹤採訪的時間拉長，降落傘般的「俯視」逐漸轉變為「平視」，再轉變為「蹲點」，亦即她口中「往返的田野」。

以〈廢墟的少年〉的採訪過程為例，她進入許多來自所謂「高風險家庭」的少年們的生活現場，她曾在雲林合作式中途之家，與少年們一起生活了三天，後來還陸續去了六七次。藉由長時間的陪伴，建立信任基礎之後，才有辦法逐漸從少年們的口中，聽見他們的生命故事。

她說，與少年的採訪事實上非常困難。「不像採訪企業家或學者，他們有著很清楚的論述或觀點。通常這些少年會用很在地的語言，告訴你他的心情、感受，那個也很有張力，但是他可能沒有辦法好好的論述他一整個敘事。」

李雪莉說，蹲點才能夠把真正的處境帶出來，而且其實要講的不只是故事，因為有上百個故事，為什麼獨獨講這幾個？是因為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是把這些故事背後的結構「房間裡的大象」告訴大家。

新聞界是不是 Boys Club？

談到新聞界的性別平權在台灣的落實狀況，李雪莉的觀察是，台灣的女性新聞記者的總數有上升的趨勢，也不乏基層或中層的女性主管，但是當目光移至了最頂層的主管職，就會發現女性相對地少，這樣的現象在電視台尤其明顯。因此，她認為，儘管女性新聞工作者人數有上升的趨勢，但這樣的趨勢能否解讀為話語權的提升還很難說。

她提到菲律賓的媒體組織《Rappler》，其組織創辦人 Maria Ressa 被稱為「杜特蒂最害怕的女人」。在該組織當中，女性的比例就特別高，「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如果你有性別平等的意識，當你成為一個領導者的時候，是有辦法做出一些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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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的「I」到小的「i」

這兩年，陸續有《報導者》的夥伴因父或母生病，必須返鄉照顧。組織和同事們商量繼續合作的方法，討論的結果是：一個禮拜進辦公室兩到三天，其他的時間就移地至家裡工作，減少同事們的擔憂。這個方式後來運作得很好。「當你更信任你的同事、夥伴，即使他不在辦公室，你都會很放心。」

因為有著這樣的信任，《報導者》在 Covid-19 爆發之前，就已經開始遠距工作的模式，還有兩個駐台南的記者。他們的存在讓《報導者》更清楚南部的議題，不會只有北部觀點。

過去她對新聞的想像可能是 Ideal、Investigative、Independent 這些很大的東西，可是這些大的「I」能成立，是有賴特定的時空條件的，例如 GDP 很高、社會很平等、一切都很順利的時候。現在不一樣了，她關注的是小的「i」，也就是每個 individual 能不能不被大的 I 擠壓？「因為他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能夠一起加入這個 Ideal 的世界，這是我五年來很大的感受；每一個人小的 i 才成能就大的理想。」

從「點」到「面」

被問及要如何才能具備從「個案」轉換到「結構」的眼光，李雪莉指出，建立自己的系統很重要，對於世界的認識不能是片段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去問光譜中不同位置，尤其是在對立面的人是怎麼想的？第三者又是怎麼想的？你就不會被個案的敘事帶著走。」她強調，一定要有隨時懷疑的精神，多方採訪，不能輕信片面之詞，因為有些受訪者可能會記錯，甚至不懷好意。

此外，不可或缺的就是大量且雜食性的閱讀，廣泛地了解各種不同的社會議題，包括法律、制度面的認識。要從不同的視角看到不同的可能性，例如在〈廢墟的少年〉、〈血淚漁場〉中，採訪小組畫出所有的利益相關人的結構圖。她說，一直看個案會很疲憊，沒辦法真的解決問題。所有的問題可能都必須透過立法、結構的方式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