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因自己的性別而要求特權。我只希望我們的男性同胞，把腳從我們的脖子上移開。」（美國女性主義者Sarah Grimké，1837)
同一句話，1973年，已故美國「不恐龍大法官」金斯柏（Ruth Bader Ginsburg）在替一名女飛官爭取「男性同事都有唯獨她沒有」的居住津貼時，對時任男性大法官們再次引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況至今膠著，我結束採訪回台，數月過去，每每讀外電，仍會想起一些既幽微、卻確實存在的不舒服，彷彿被人嘗試踏過、或跨過脖子，未有外傷，身為女性，卻屢屢感到不安。
自烏俄戰爭爆發以來，多名戰地記者以生命作為賭注，將前線消息帶給閱聽人。
從《時代雜誌》的紀錄片製作人雷納德（Brent Renaud）頸部中彈、立陶宛紀錄片製片人科維達拉維丘斯（Mantas Kvedaravičius）在馬里烏波爾遇難、俄羅斯籍記者鮑利納（Oksana Baulina）拍攝基輔購物中心時遭砲轟身亡，到美國《福斯新聞》攝影記者柴可羅夫斯基（Pierre Zakrzewski）乘車遇襲喪命。
為外界較少熟知的是，不少「在地新聞嚮導」（fixer），在戰爭冒著性命危險協助外國媒體取材。與《福斯新聞》合作、年僅24歲的烏克蘭新聞嚮導庫夫申諾娃（Oleksandra “Sasha” Kuvshynova），與柴可羅夫斯基一同遇害。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