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老闆施壓、災難創傷⋯⋯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該如何保障?
「低薪、高工時、壓力大」是台灣新聞工作者長期面臨的處境,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勞動權又該如何保障?台灣記協與媒觀基金會發表「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成果,並發布《2020 台灣媒體工作者權利受害紀錄》報告,主張應該與國際記者聯盟(IFJ)合作,並建立記者權利守望機制與投訴平台。
Read More「低薪、高工時、壓力大」是台灣新聞工作者長期面臨的處境,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勞動權又該如何保障?台灣記協與媒觀基金會發表「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成果,並發布《2020 台灣媒體工作者權利受害紀錄》報告,主張應該與國際記者聯盟(IFJ)合作,並建立記者權利守望機制與投訴平台。
Read More台灣榮獲亞洲新聞自由第二,維護新聞自由的努力受到國際肯定,當然可喜可賀。但許多經歷風華的媒體此刻卻正處於景氣寒冬,資遣裁員或解編改組頻傳。對照同樣的環境變遷,國外近年出現一種稱為「新聞合作社」的發展趨勢,這種國內相對不熟悉的新媒體運作模式,是否有機會成為新聞產業的未來的發展選項?
Read More⋯⋯媒體產業衰退加上疫情衝擊,這些現象帶給新聞工作者的損失恐怕遠甚於管理階層,以致於那些由新聞編輯所組織的工會數量激增。透過工會匯聚個人力量,共同築起一道防護,為新聞自由與勞動權益發聲,好與管理階層對等商談,解決就業環境裡的不平等狀況。
Read More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都已經被港府的新聞稿定性為「顛覆政權」的口號。高呼帶有「港獨」口號意含的口號已經可以被捕、被起訴,但報導這類口號,引述他人不同意的意見,又會否踏入此禁區?假如外國媒體訪問一些被北京定性為「港獨份子」的人士,又會否觸及《港版國安法》的禁區?
Read More也許不久之後,我們將見到如同在中國發生的限制採訪自由、處罰記者等強力措施。吊詭的是,短期內應該還不至於對媒體或受訪者下手,因為中國還需要媒體及我們這些評論者分析《港區國安法》之惡,以極大化對人民的恐嚇。明知如此,媒體能不報導?能說一切「沒事,沒事」?
Read More中共用港版國安惡法,畫出了一道言論的紅色界線,但跟中共有交手經驗的人也許認同這看法:中共「紅線」,是隨著中共維繫統治與權力的需求而變動、「你懂的、潛規則」,是隨時可無限上綱、延伸變化的「紅潮」。因此,當民主國家「講法律」因應,要小心上了中共的套、陷入中共所謂「法律」中,指鹿為馬、偷換概念、顛覆本質的虛假迷宮。
Read More2019 下年半,每逢周六、周日就是抗議者和警察街頭對抗最激烈的時刻,在反送中街頭抗爭最激烈的時刻,一旦照片裡的抗議者、被捕者有一點點特徵能被辨認出來,憤怒的留言就如洪水一樣淹沒這則貼文。⋯⋯最重要的問題是:街頭抗議的照片,一旦拍到抗議者正面,或者足以辨認的側面,該怎麼刊發,甚或,要不要刊發?
Read More瑞典籍的奧森因為接連寫了關於彼得・達林和桂民海的專書,被中國拒發簽證列入黑名單,更是一語點破:這部法案的「意義本來就不是要讓你懂⋯⋯」。《每日郵電報》亞洲特派史密斯女士說,她完全無從判斷,「這是地圖上沒有的水域」。搞獨立媒體的丘琦欣比較熱血,他強調現在去香港一定要預備隨時被逮補。⋯⋯
Read More⋯⋯然而香港《國安法》 的制定對言論和媒體自由造成威脅,雖然中共官方宣稱只會影響一小部分罪犯,但基於對中國政府過去對媒體的作為而產生的不信任,許多人擔心《國安法》的廣泛定義和模糊地帶會被用來針對所有反北京觀點,任何自由派組織和個人都可能蒙受風險,當局進而能掌握言論自由成為一言堂。
Read More恐懼襲來,首先退潮的,是語言。2019年我見過一次這樣的大退潮,發生在無數同情香港的中國背景的朋友圈。可能只是在臉書發一張和平遊行的照片,可能只是說了一句香港加油,一旦被截圖(多半還是熟人),進入公開舉報、微博起底、公安登門、家人被脅的黑洞,⋯⋯在網絡世界裡,語言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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