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老房子沒價值，若有人要就把它賣了吧，沒人要的話乾脆燒一燒算了」這些話聽在長期守護眷村的《我村》總編輯張允慧耳裡實在不好受，除了持續行動，她也感慨整體社會對於文化保存價值觀的扭曲：「如果我們連這四五十年的歷史都留不住，又要如何像法國一樣有八百年的聖母院呢？」

「這些老房子沒價值，若有人要就把它賣了吧，沒人要的話乾脆燒一燒算了」這些話聽在長期守護眷村的《我村》總編輯張允慧耳裡實在不好受，除了持續行動，她也感慨整體社會對於文化保存價值觀的扭曲：「如果我們連這四五十年的歷史都留不住，又要如何像法國一樣有八百年的聖母院呢？」

孫揚明、王震邦和另一位聯合報記者汪士淳，是聯合報系六月三日當晚最靠近衝突現場的三名記者。六月三日晚間，軍隊大舉進城的消息傳到和平賓館。孫揚明和汪士淳商量了一下，說好汪士淳進入天安門廣場留守；孫揚明騎腳踏車往沿著長安大街往西奔，尋找軍隊和民眾的接觸正面。王震邦則在南池子大街，隔長安大街觀察情況，事實上，當時再想接近廣場，也已經過不了長安大街。

胡元輝也是在行李轉盤邊遇上「個體戶」司機招攬生意。他比高源流晚三天，六月七日晚間降落首都機場。 胡元輝當時是《自立晚報》採訪主任，他也是第一次到北京，來接下駐京記者黃德北的棒子。黃德北從學運初期就在北京採訪，經歷廣場抗議、學生絕食、解放軍進城鎮壓，身心俱疲，而且經費用盡，有些帳單需要胡元輝來「解決」。

我的檔案一千多張中，先挑出三百多，再經張老師的挑選後，近兩百張印製攝影集。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