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為了因應病毒的擴散，許多國家都採取了緊急應變的措施，無形中，政府的權力擴張了，全球不論民主或極權國家，新聞自由都大開倒車。在這個新的變局中，民主政府究竟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又要如何應對在疫情影響下增加的不實訊息？

在國際局勢風雲詭譎之際，台灣作為亞太區域地緣樞紐，及比起周邊國家相對活躍的議題開放與社會參與風氣，是否具有足夠的格局發展成亞洲媒體中心？在拜登當選後，中美外交關係如何潮湧仍是未定之天。此際，台灣可以如何認知自己國際傳播上的地位與現況，又如何好好準備，抓住瞬息萬變的時機？

黃子明說，不論是現在的香港，或是戒嚴時期的台灣，參與社會運動的抗爭者對於媒體紀錄的影像，其實都抱著一定程度的擔憂，恐怕這些影像成為日後當權者清算的工具。因此，在台灣早期的街頭運動裡，群眾攻擊攝影者是非常普遍的狀況。

「我們終於可以好好說話了。」台灣解嚴的那天晚上，資深記者李雪莉的父親對她說。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她並不清楚那句話的含意，多年之後回顧才發現，這句話貫穿了她整個生命的核心。李雪莉分享她浸淫新聞界多年的心得：從商業媒體到公共媒體的箇中原由、新聞工作的典範轉移，以及新聞界的性別平權觀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