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新聞勞動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指出，事實上記者因工作特殊性，許多時候勞權受到侵害卻難以反抗，例如採訪時可能遭遇危險、卻不能退避，而很多媒體雇主也經常沒有意識到採訪現場存在危險，或是事後記者的精神創傷需要協助。此外，新時代裡記者與媒體機構的關係更多樣，需要更多彈性，但法規保障和彈性難以兩全，需要勞工和雇主之前有足夠強大的共識，才有透過協商取得平衡的可能。

記者的工作型態相對特殊，但同樣應有勞權保障。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在講座指出，許多記者與媒體機構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僱傭、承攬或特約，但實際上的認定，並非依據雇主或勞工的觀點，而是在於「雇主能否對勞工行使監督指揮權」，確認雙方存在從屬關係。

「低薪、高工時、壓力大」是台灣新聞工作者長期面臨的處境，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勞動權又該如何保障？台灣記協與媒觀基金會發表「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成果，並發布《2020 台灣媒體工作者權利受害紀錄》報告，主張應該與國際記者聯盟（IFJ）合作，並建立記者權利守望機制與投訴平台。

台灣榮獲亞洲新聞自由第二，維護新聞自由的努力受到國際肯定，當然可喜可賀。但許多經歷風華的媒體此刻卻正處於景氣寒冬，資遣裁員或解編改組頻傳。對照同樣的環境變遷，國外近年出現一種稱為「新聞合作社」的發展趨勢，這種國內相對不熟悉的新媒體運作模式，是否有機會成為新聞產業的未來的發展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