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OPEN講 陽光底下的暗影與引路人：當記者遇見精神分析學者，如何直視創傷的公共性
特約記者戴悦鈴採訪報導
2025年12月7日，冬日的陽光難得露臉，華山文創園區內遊人如織，充滿著嘉年華般的歡快氣氛。然而，在《報導者》十週年特展的場館內，一場名為「如何成為理解創傷的引路人？」的短講，卻將人們的視線，從窗外的明亮拉回社會長久忽視的暗影。
對談者一位是長年穿梭於新聞現場、以筆尖挖掘體制沉痾的《報導者》副總編輯張子午；另一位則是深耕精神分析、致力於家內性侵與政治暴力創傷研究的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在這場短講中兩人追問：當個人的私密創傷與龐大的社會體制衝撞時，我們是否準備好承接？而新聞與研究，又能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聽懂創傷者語言的能力
講座一開始，張子午拿著小抄，坦承自己有上台恐懼症。「陽光非常漂亮，但旁邊還是有陰影。」這句開場白是他十年記者生涯的註腳。自2016年加入《報導者》以來，他始終關注精神疾病、兒少性剝削等「看不見的、很個人，卻又與社會緊密相連」的議題。
為何對陰影特別有感？張子午提到，自己在國小時曾有過一次課堂上的經驗，當下他陷入一種「我不是我自己」、彷彿飄在空中看著一切發生的解離狀態。這樣的記憶，也讓他在成長後，在社交與公開場合中，時常感到不太自在。然而，這些微觀而難以言說的經驗，也讓他逐漸意識到，自己似乎能聽懂受傷者的語言。
他提到兩位受訪者：在喪子劇痛中仍探究社會成因的王婉諭，以及細緻描述精神疾病掙扎的林奕含。這兩位非典型受害者深深震撼了他。「在聽見她們故事的過程中，我似乎暫時遺忘了我生存格格不入的感覺。」張子午說。透過書寫痛苦，記者與受訪者產生共振，確認了那些被視為「不正常」的感受，其實真實存在。
創傷的公共化：不僅是為了哭泣
如果說張子午是帶著自身傷痕靠近受訪者，那麼彭仁郁則是以理論與田野經驗，為這些傷痕尋找一個公共的位置。她坦言，無論是她長年研究的家內性侵、慰安婦阿嬤的戰爭性創傷，或是白色恐怖的代際創傷，研究者與記者都會面臨相似的質疑，為什麼要揭人瘡疤？更常見的，其實是一種社會性的迴避，人們不願正視創傷本身。
彭仁郁指出，「我們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無意識防衛機制，叫做『否認』」。社會大眾渴望生活在一個安全、充滿正能量的平行世界裡，害怕受創者提醒我們世界並不安全、人性並非全然光明，她指出，社會往往不願看見德高望重的長輩可能是性侵加害者，也不願承認台灣曾歷經長達半世紀的威權控制與迫害。「因為看見，就要負責任。」彭仁郁補充道。
她強調，揭露創傷絕非只為了博取同情或陪著一起哭，而是要將個人的痛連結到體制如何反覆失靈。許多創傷並非止於暴力發生的瞬間，而是在當事人試圖求助時，遭遇「這沒什麼，往前看就好」的冷漠與否認，才真正固化為難以修復的傷口。
「任何一個單一的個人，都不可能靠自己的意志力克服創傷。」彭仁郁說，既然創傷無法靠自身解決，就必須要有「社會性的解答」。我們該如何準備一個不轉過頭去、願意承接傷痛的世界？當這涉及了資源分配與集體意識的改變，所有的創傷便註定都是政治問題。
她進一步批評，政府在設計性創傷救助機制時，過度依賴官僚分類與績效管理（KPI）的思維。例如衛福部規劃依性暴力的嚴重程度分級配置資源，卻忽略創傷無法在初次會談中被簡化歸類。這種急於將人塞進制度格子的作法，反而可能製造二度傷害。她也提到自己與張子午所嘗試的，是打破既有的分類方式，讓政策制定者有機會看見受害者真實而複雜的生命經驗。
體制的缺席與失靈：被擱置的正義
談到體制問題，張子午指出另一個長期被忽略的面向：加害者。他引用心理創傷研究先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的觀點指出，現代刑法體系往往將「國家」視為受害方，使真實的受害者在司法過程中被邊緣化。體制預設受害者可能過於情緒化、不理性，因此給予加害者嚴密的程序保障，卻讓受害者在尋求正義時，反覆遭到質疑，甚至被晾在一旁。
為了呈現這種制度性的缺席，他分享了倖存者「黎光」的故事。黎光九歲時遭人帶到河邊性侵，並被皮帶勒頸，差點致命，所幸被老農夫救起。多年後，她決定為童年的自己尋找真相，卻發現案件卡在追訴權時效的邊界。即便加害者林國政仍在世，案件是否能夠進入實質審理，在現行法律架構下仍充滿不確定性。
張子午陪伴她重返案發河邊，看見的不只是個人的痛，也看見制度如何在時間與程序中，反覆擱置對傷害的回應。他指出，兒少性犯罪的特殊性，加上制度在監控與處遇上的不足，使社會在面對加害者時，長期處於無法真正處理的狀態。
對此，彭仁郁點出一個當代台灣社會的矛盾現象。一方面，我們不願完全相信受害者的敘述；另一方面，卻又在公共輿論中迅速將加害者妖魔化。她指出，體制內的不信任，與網路輿論中的過度譴責，看似對立，實際上都無法看見現實的複雜性，也無助於回應創傷。
彭仁郁強調，若缺乏恰如其分的究責與處遇，不去理解加害者生命歷程如何形成暴力模式，社會便無法真正降低風險。許多受害者真正期待的，並不是將加害者永久逐出社會，而是確認傷害不會再發生，社會已重新變得足以承接他們的安全。
在陰影中留下微小的漣漪
講座尾聲，有觀眾提問，面對如此龐大的結構性問題，改變是否可能？書寫創傷時，又是否該刻意保持樂觀？
張子午坦言，面對每年近萬件進入司法判決的性侵案量，談根除很難。然而，報導本身就是一種行動。他分享，報導刊出後律師陸續接到新的受害者求助，顯示集體意識正在產生微小而真實的鬆動。黎光雖身處體制的荒謬，但她從受害者轉變行動者，這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張子午強調，書寫不必刻意樂觀，而是要忠實呈現受訪者的樣貌，既去理解他們在絕望中生出的韌性，同時也接納他們隨時可能墜落的脆弱。
彭仁郁則以「團結」（Solidarity）作為回應。她承認人類社會無法完全消除惡，但在暴力發生後，我們是否願意停下來，不急著分類、指責，而是去理解複雜的脈絡？這種願意理解的態度，正是修復創傷的起點。
走出展場，華山的陽光依舊耀眼，但對於聽眾而言，光與影已不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在這場對談中，張子午與彭仁郁彷彿是提燈的引路人。他們不承諾前方只有光明，而是邀請我們直視陰影，理解創傷不只是個人的不幸，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
**（本文整理自2025年12月7日報導者十週年特展講座「如何成為理解創傷的引路人？」，講者為張子午、彭仁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