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鏡頭見證台灣：社會運動中的攝影記者與時代記憶

2025 年 11 月 5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洧農採訪報導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舉辦講座「社會運動中的攝影記者及其美學實踐」，邀請林俊安、杭大鵬、張良一、許村旭、黃子明、劉振祥、蔡明德、謝三泰等資深攝影工作者擔任與談人，並由華梵大學攝影與VR設計系教授沈昭良主持。

本講座是「廣場上的力量──解嚴後中正紀念堂社會運動影像展」的延伸活動。主持人沈昭良同時是展覽策展人，與談人則皆為參展的十三位影像工作者之一。

時間越久，話越多的新聞攝影

林俊安曾任《自立早報》、《中國時報》攝影記者及《蘋果日報》攝影中心執行副總編輯。為了這次的講座，他特地挑選出一張未入展的作品。畫面中有著數張年輕、神采飛揚的臉孔。他說明，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台灣青年籌組了「自由民主運動籌備委員會」，聲援中國學生爭取自由民主。照片中的，便是當年到中正紀念堂廣場表達支持的演藝人員，包括趙傳、周華健、潘越雲等人。

林俊安說，當年這只是一張普通的新聞照，但30年後的今天，當中的許多人可能不願意這張照片再被看見，因為龐大的市場就在他們當年希望爭取自由民主的那塊土地。他引用攝影家林柏樑說的話：「紀實攝影會說話，時間越久話越多。」表達新聞攝影的價值往往在時間的堆疊中顯現出新的意涵。

林俊安注重新聞攝影在不同時空之下展現的多重意涵。（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寓熱血於冷靜之中

杭大鵬先後任職於《自立報系》與《蘋果日報》，現任《鏡週刊》攝影主任。他說，自己上大學那年適逢台灣解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當年的他也是個「憤青」，這次帶來許多太陽花學運影像，承載著那份仍為褪色的熱血。

令杭大鵬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太陽花學運的高潮，學生們從立法院前往佔領行政院的那一刻。學生們以疊羅漢的方式讓同伴們踩在背上攀越拒馬，杭大鵬為了拍攝，也踩上學生的背脊。「當你一腳踩到一個年輕人的背，你的腳掌可以完全感受到他的脊椎。這讓我非常感動：到底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憤怒，讓他產生這樣的動力？」這些感受與思索，都成為杭大鵬拍攝時重要的問題意識。

杭大鵬說，自己早年參加的民主運動經驗，深深影響他後來的新聞攝影。太陽花學運中，他拍攝總統府前聲勢最浩大的那場遊行時，腦海中浮現的，便是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自己年輕時的理想與熱血。

圖為太陽花學運清場翌日，在噴水車前吶喊的抗爭者。杭大鵬以此照片闡述新聞攝影如何在動與靜之間營造張力。（特約記者陳洧農翻攝）

從「新聞」到「紀實」：深耕的渴望

張良一先後在《中央社》、《中國時報》、《蘋果日報》擔任攝影記者，目前為自由攝影師。他表示，前輩秦凱形容「當攝影記者，就好像坐在第一排看戲」，但他常覺得自己「坐在第一排的時間不超過五分鐘」，因為記者永遠有下一個歷史現場需要趕赴。

這樣的工作節奏讓他長期渴望能深入一個主題。直到2021年，農業媒體《上下游新聞市集》邀請他以十個月拍攝高山農業的專題，他才第一次有機會「深蹲」。「我幹了三十幾年的攝影記者從沒有遇過這樣子的事情，一個題目你可以做十個月，那是非常過癮的。」

專題結束後，張良一選擇留在南投華岡繼續拍攝。他說，文字記者常聚焦在題目上，可是攝影記者往往在題目之外看到許多有意思的現象。他的拍攝視角從新聞轉向紀實，拍下了台灣高山農業中失聯移工的日常——那些被忽視卻支撐著產業的人。

高山農業的工作者群像深深吸引著張良一。（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見證從威權走向民主的台灣

許村旭曾任《中國時報》攝影記者，以及《壹週刊》攝影副主任。對他而言，手中的相機象徵著自身民主意識的醒覺。「1975年蔣介石過世，我披麻帶孝跪在路邊送行；1988年，蔣經國過世，我已經拿著相機站起來。」嗣後他用相機記錄了蔣家男丁的消亡，標記強人政權時代的終結。

九零年代，台灣社會公民意識抬頭，議題百花齊放，是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許村旭笑說，當時台灣股市上萬點，股市裡一天到晚搶進殺出，外頭也一天到晚打打殺殺；攝影記者早上跑股市、中午跑抗爭、晚上則要跑黑道械鬥、兇殺案等，面臨的狀況五花八門。

他形容：「那時候攝影記者像一個行動處理器，隨時都要解決問題，又像比快遞還要更多花一點腦筋的業務員，希望能把case簽下來，拍一張好照片。」

許村旭自身的故事極富時代象徵性。（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寧是台灣最「基進」的轉型正義

資深攝影工作者黃子明曾任《中國時報》攝影中心主任及大學講師，從1987年就開始關注原住民議題。

原住民社會運動所追求的轉型正義，挑戰的不只是制度的不義，更是國家正當性的根基。從「東埔挖墳事件」開始，到「蘭嶼反核廢」，再到「原住民正名運動」，黃子明細數原住民社會運動的演變與推進歷程，如同一次次對歷史的追問。

他笑說，過去攝影記者常常是拍「半套」新聞，因為報社作業分秒必爭，一個早上要截三次稿，往往事件未臻高潮，攝影記者就得離開。為了彌補新聞作業的侷限性，他在2017年以一次展覽為契機，重新尋訪過去的拍攝對象，讓當年的照片與今日的影像對話，呈現時間交錯的意義。

對於新聞攝影，黃子明重視的是影像的可讀性，以及「意義的再造」。（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社運現場有如小型戰場

歷任《新聞時報週刊》和自立報系攝影的劉振祥同樣關注原住民議題。他指著一張在「還我土地」運動中，警察盾牌被擠開的照片，笑說：「那個盾牌是我擠開的。」原來當時抗爭者為了衝進立法院，推擠著夾在中間的劉振祥，使警察的盾牌打開了一個缺口，讓他得以拍下那個瞬間。「其實攝影記者常常就是在抗議群眾跟盾牌的中間，他們如果一往前衝，首當其衝的就是攝影記者。」

劉振祥提到，社運現場有時就像是小型的戰場一般混亂，記者耳聽四面眼觀八方，隨時準備找掩護，否則見紅流血都是家常便飯。「你看民眾丟石頭，其實那個是很危險的，不是怕民眾K到你，是警察會把石頭給丟回來。」

劉振祥表示，自己包包裡的創傷用藥多次在緊急情況下派上用場。（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生猛的民主能量

蔡明德曾任《人間雜誌》、《首都早報》、《自由時報》及《中國時報》攝影記者，長年記錄社會底層與環境議題。他曾拍攝鹿港反杜邦運動、大潭村鎘米事件、李長榮化工汙染事件等，見證台灣社會在解嚴前後所迸發出的、難以忽視的公民力量。

社會運動需要充分的戰略意識，有時需要爭取曝光，有時則需要保密。當年蔡明德因為長期追蹤報導鹿港反杜邦運動，奠定了與抗爭者之間的信任基礎，才得以在事前得要在中正紀念堂遊行的訊息。他回憶，鹿港抗爭時，許多參與者都是阿公阿嬤，卻依然充滿創意和鬥志，還日本熊本的抗爭影像取經，自製醒目的「怨」字標語。

謝三泰曾任自立報系等媒體攝影記者，和蔡明德一樣，他對於解嚴後的公民運動所展現的能量與創意特別有感觸。他說，在當年的「反對軍人干政大遊行」和「野百合學運」中，都可以看見極具創意的文宣或行動短劇，「現在可能反而沒有那麼多創意的行為。」

過去的街頭抗爭運動中，有種「接地氣」的風景特別令他懷念，那就是販售各種飲料、小吃的攤販，例如具代表性的「民主香腸」。謝三泰表示：「這些東西除了是我們（攝影記者）的補給品之外，也養活了很多民主抗爭的鬥士，填滿了他們的肚子。」

謝三泰表示，對攝影者而言，相機可以是武器，也可以是魔術箱。（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時代的見證者

在一張張影像的背後，是記者的腳步、汗水與信念，也是台灣社會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軌跡。對這些攝影工作者而言，快門並非僅為捕捉瞬間，而是為了讓歷史得以留下見證。當年他們在街頭、在盾牌與群眾之間按下快門，如今再回望那些照片，或許已不只是新聞，而是我們共同的記憶與提問——我們如何看待這片土地的過去，又將如何繼續記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