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卓新沙龍紀實 No.3｜記者如何穿越戰火與數位鐵幕？

2025 年 06 月 25 日 | 卓新沙龍, 卓越新聞電子報

特約記者陳洧農採訪報導

今年的第三場卓新沙龍以「戰地目擊：資訊戰到全境監控，記者如何突圍？」為題，邀請以《緬甸煙硝》獲得2024年卓新獎國際新聞獎的獨立記者楊智強，以及入圍長篇深度報導，三立電視「消失的國界」資深記者彭光偉共同主講。兩位資深記者除了分享了在衝突地區採訪的寶貴經驗，更談及在「大宣傳時代」的記者自處之道，以及他們不斷以身犯險的動力來源。

割據的緬甸

楊智強首先簡述了緬甸的歷史與現況。緬甸於1948年獨立，在2012到2021年間經歷了短暫的「類民主」時期。2021年，在緬甸執政數十年的軍政府不滿翁山蘇姬二度贏得政權，發動政變。緬甸人民走上街頭抗爭，卻面臨軍政府的武力鎮壓，反抗勢力於是演化成各種型態，有的著重在城市的游擊戰；有的則遁入叢林武裝起來，重新集結勢力，兵燹從此遍佈緬甸。

原本以為一年就能結束的內戰，孰料至今仍烽火未休。在2023年10月，反抗軍曾有一波大反攻，奪回許多軍政府領地，因此軍心大振，甚至軍政府也有許多士兵叛逃到反抗陣營；但此一轉折卻使軍政府在2024年進行不分男女的全國大徵兵。許多人索性加入反抗軍，內戰就此進入下一波高峰。

一身輕裝的楊智強看起來就像是隨時要踏上征途的探險家。（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數位集權的資訊封鎖

楊智強表示，在一般人認知當中，可能都以為緬甸軍政府跟中國相當友好，但其實中國與翁山蘇姬的關係也很好，甚至2023年中國還曾提供反抗軍協助，才有當時的大反攻。政變之初，軍政府想拉攏的對象是俄羅斯，但後來俄羅斯身陷俄烏之戰，自顧不暇，軍政府才開始跟中國這個比鄰而居的「老大哥」打交道，並輸入了一系列監控人民與新聞的技術。

2021年政變之後，大多數緬甸媒體人不是被關，就是被殺，許多外國媒體也被迫離開緬甸。楊智強則是透過非法途徑，由當地反抗軍接應進出緬甸。今年3月28號緬甸大地震，許多記者都向楊智強打聽，要如何進緬甸。「我第一個反應就是：你進不去。」他說：「因為它（軍政府）不會發記者簽證。」

沒想到，BBC突然在網路上發布了一則報導，而且記者還進到曼德勒做了現場出鏡報導。「我真的是佩服至極。」楊智強推測，BBC不是用旅遊簽進去，就是本來就在緬甸，做了報導後回國才發布。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緬甸暫停了旅遊簽證，以杜絕資訊進出緬甸。楊志強指出，四月時軍政府發布的死亡人數是3798人。但後來台灣友人以人道救援的方式進到緬甸，估計死亡人數至少官方公布的三倍之譜。

本次卓新沙龍吸引眾多新聞從業人員參與。（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被科技封鎖的，也被科技突破

中國在2023年底開始協助緬甸軍政府實施數位資訊監控，導致人民必須付費購買等級較高的VPN才能翻牆使用Facebook、Google等網路資源。然而，由於緬甸在2021年受到經濟制裁，VISA跟Master信用卡都無法使用，因此緬甸人必須透過第三方的管道代購VPN，才能取得自由世界的資訊。

另一方面，在許多戰區會面臨基地台遭破壞，或是被斷網的情況。在這樣的狀況下，反抗軍如何與外界取得聯繫？答案是：Starlink。楊智強表示，在俄烏戰爭開打之前，只有少數的科技人了解Starlink的優勢，後來緬甸反抗軍從俄烏戰爭的經驗中學會使用Starlink。不同於國家提供的網路，Starlink使用的低軌衛星，不需VPN就能正常使用網路，網速也更快。此外，衛星電話也是反抗軍會使用的通訊設備。

與外國媒體合作的重要性

如果台海不幸發生戰爭，怎麼把資訊傳遞給外界？楊智強指出，戰爭時當地媒體跟外界的合作，尤其是與大型媒體的合作極為重要。「發生戰爭的話，我們當然也可以自己發布資訊，但我們自己傳播絕對不會比跟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CNN合作傳得更遠。」這不只是因為主流媒體的傳播能力，而是在於作為戰爭的當事者，在資訊的呈現上很難避免偏誤，只有透過相對公正的第三方才能讓資訊有更好的公信力。

因此，與外媒合作的能力在戰時特別重要。楊智強表示，自己和緬甸媒體合作時，就常發生種種齟齬。原因是兩邊的國情與媒體生態差異，導致對方難以理解楊智強要的資訊內容或規格。而且每次只要改換題目，或者切入視角、模式不同，就需要重新討論，溝通代價相當高。

楊智強表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今年剛好要推出「台灣媒體韌性計劃」，提升媒體的戰時應變能力。（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戰地記者夢

彭光偉從「為什麼自己會想前往戰地」開始談起。他說，自己從小就是個電視兒童，但可不是一般的電視兒童，他喜歡看的是—新聞。高中時，他經常看CNN的記者Anderson Cooper前往戰地或災難現場，令他憧憬不已。波斯灣戰爭時，砲彈火光劃破夜空的畫面尤其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災難跟戰地就是我當記者的一個夢想。」

但真的當上記者之後，他發現，記者要到戰地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來台灣的邦交國少，簽證申請相對困難；二來，以台灣的媒體文化而言，說服主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前往戰地對媒體來說有非常高的成本與風險，因為會使記者的人身安全暴露在危險中。一旦媒體主管派記者前往戰地，結果造成記者喪命或被綁架，不只成本無法回收，也難以向社會交代。

從「出國」開始就是難關

彭光偉表示，想要說服主管「放行」，必須開出夠豐富的稿單，「我們進去採訪，不可能只做戰爭，要去想很多的議題。」政治經濟這類嚴肅議題自不在話下，若能力許可，最好也探索當地文化，或呈現戰爭底下的庶民生活百態。要是能夠採訪到當地政府官員更是再好不過。

彭光偉常常請纓前往災難現場與戰地，他開玩笑地說：「可能客家人很吃苦耐勞，我真的不覺得這些地方很苦耶。」（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戰地採訪的簽證往往不易取得，需要許多人脈協助。彭光偉以前往阿富汗採訪的經驗為例。當時因為可以經由巴基斯坦進入阿富汗，所以他試圖申請巴基斯坦簽證，但各種管道都徒勞無功。後來他向外交部的友人詢問還有哪些門徑，才知道也能從卡達或杜拜進入，於是他同時向卡達跟杜拜使館申請簽證，最後才從台灣飛到杜拜，再飛往卡達取得簽證。

彭光偉坦承，雖然自己很幸運，做出來的報導收視率不差，但是要說報導有無後續效應，其實是沒有的，因為台灣向來對中東國家的關注與感受都較低。即便如此，他還是深信這些事值得被關注，也認為台灣應該要有媒體願意進到戰地採訪，而不是只依賴外電。

找一位熟門熟路的Fixer

楊智強和彭光偉都指出，在戰地採訪，找到好的「新聞協力者」（Fixer，替外國記者穿針引線，排解採訪問題，類似於記者嚮導的工作者）非常重要。彭光偉表示，找Fixer最怕找到空有語言能力，卻沒有任何門路或人脈的「純翻譯」。

至於怎樣才能找到好的Fixer，楊志強表示，首先要確保對方語言能夠溝通，如果能找當地媒體人再好不過，因為能夠理解記者的需求，也較可能握有人脈等資源。彭光偉說，在中東國家，如果能找到與美軍合作過的Fixer，對於採訪大有助益，因為美軍掌握的情報很多，也有許多直通官方的門路。

彭光偉指出，找對Fixer能為報導增添不少深度與廣度。（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戰地的政治宣傳

談到認知戰，彭光偉表示，以色列的做法令他印象深刻。當時以色列把進入加薩走廊的路徑全數堵死，外媒全都進不去加薩走廊，只能進以色列。以色列對記者非常友善，會將所有記者加入群組中，並主動表示可以安排軍營中的參訪，或是帶領記者團隊前往被哈瑪斯攻擊的村莊。「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十足的認知戰。」他說：「以色列就是要告訴全世界媒體，他們想讓你看什麼，強化這些印象。」

他強調，像這種明顯是政治宣傳的記者行程，並不是不能參加，但記者必須意識到這是官方想強化的敘事。「當你認知到以色列官方就是帶著你去看他們想要你看的東西的時候，你就要想辦法去找到另外一邊的（觀點）平衡。」

創傷經驗

極端的環境，常常會造成記者心理上的創傷，對兩位講者來說，這方面的經驗如何？

彭光偉表示，自己幾乎沒有因為報導而心理受創的經驗，最接近的一次是在葉門。當時葉門因為內戰，許多區域被封鎖，物資無法進入，飢荒非常嚴重。他在荷台達港（Hodeidah）的醫院採訪一位母親，採訪到一半，這位母親突然把病床上的被子拉開，彭光偉才赫然發現「棉被底下有一個人」。那個皮包骨的孩子是如此瘦小，以至於被被子蓋住也看不出任何隆起。

那時彭光偉一度情緒上湧，但隨即壓抑了下來。因為如果他落淚，勢必影響到受訪者，進而干擾採訪工作。「我有我的感受，但是當我在工作的時候，我不會讓它出現在影響到我的範圍。」

彭光偉的專業素養讓他在情緒受衝擊時，仍能把持自我。（特約記者陳洧農攝）

楊智強也表示，自己沒有什麼典型的戰爭陰影，但會有「罪惡感」。由於長時間待在當地，合作久了的翻譯或司機，真的就成了他的朋友。也因此，當他回到台灣，會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內疚。「因為台灣什麼都有啊，台灣就是已開發國家。但是我的朋友在那邊。泰國這邊的話在邊境其實都可以聽到砲聲，有時候整個禮拜一直轟轟轟。所以我會有很重的罪惡感就是：我回來了這個舒服的地方，他們還在那裡。」

他坦承，這種罪惡感其實一陣子就會消失，但每次前往當地再回台，就又會生起。現在他已經越來越不會有罪惡感，因為他逐漸感到，自己已經從一個介入者，變成當地人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個成長啦，」他說：「當你是他們的一部分，你可能就不會這麼有罪惡感。」

讓我繼續下去的是⋯

被問及「當報導沒有造成顯著的社會影響，如何堅持下去？」彭光偉表示，其實自己對報導的社會影響不會有太重的得失心，他更在意的反而是：報導之後，自己要怎麼繼續去跟這些世界互動？

他提起印象深刻的經驗。那一次，他前往阿富汗的「賣腎村」，一到村子門口就一排老人破口大罵：「你們來幹什麼？之前也有記者來採訪過，但他們什麼東西都沒帶給我們，什麼NGO也沒來！你們又來幹嘛？」當下彭光偉什麼都答不出，只能不斷說抱歉，「但是他提的問題是很沉重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之後要怎麼去回應自己的報導。也許其他人無感沒有關係啊，報導本來就是給有感覺的人，能做到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我自己在採訪回來能不能再做一些什麼事情，這就是我之後的人生功課。」他有感而發：「也許有一天有機會，我第二次再去的時候，可以帶更多不同的資源進去，我覺得這就是採訪的意義了：你採訪完結束之後，把資源帶進去，回饋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