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記者　請停止拯救民主

把自己變成政治活動家的記者，無意間會削弱民主機構。

2006 年，我在巴黎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實習，有次我被要求換掉身上的T恤，因為上面印有畫作《吶喊》（The Scream），同時加上文字「又是布希？（Bush Again?）」。從這個事件可以發現，編輯部主管非常重視中立的職場態度，也可以發現記者一直以來偏左的職場生態，像是記者是公正的仲裁者，需要提出尖銳問題追根究柢、不畏懼也不偏袒特定一方。

這樣的態度確實大大減少了該行業的黨派傾向，並讓閱聽眾多少對主流新聞媒體產生信任。然而，當川普（Donald Trump）首次踏上政治舞台，這一切堅持都被拋諸腦後。政治學者警告，威權民粹主義者會威脅民主；有些評論員甚至聲稱應將川普視為一名法西斯主義者。

面對所謂的緊急情況，許多年輕的自由派記者，開始認為有必要徹底改變原本的專業使命。於是，他們不再追求客觀事實、不再迴避黨派，而是公開倡導「站在正義的一方」，例如，2017 年 2 月川普上任後，《華盛頓郵報》採用了「民主死於黑暗之中」的標語。

對於新的自我定位，許多美國記者找了一些縱容自己偏見的藉口，像是「不是專業倫理失敗，而是展現勇敢的抗爭行為」；同時，記者也自我吹捧，擺脫過往平庸速記員的形象，認為自己是保衛民主偉大歷史戰役中的關鍵角色。

儘管包括記者在內的我們每個人作為公民，多少都有義務捍衛我們的政治體系、言論自由和法治社會，但將這種抱負作為記者職業身份的核心，卻是一種分類錯誤（category mistake）。

事實上，民主是依存於客觀傳遞時事資訊的新聞媒體。公民對新聞媒體的信任是基於一種信念：新聞記者會盡力以公正、客觀的方式報導。然而，一旦閱聽眾意識到情況不再如此，這份信任便產生了裂痕。

過去四年，雖然許多美國記者努力拯救民主，但卻造成了反效果。不僅讓大量讀者遠離了主流媒體，諷刺的是，民主黨還因此缺乏了制定良好策略所需的關鍵事實與真相，這反倒強化了記者原本試圖壓制的政治勢力。

過去幾個月，我聽聞歐洲多個國家的外交官提到拜登（Joe Biden）的健康狀況不佳。其實早在 2021 年，拜登在與多位高階政治人物開會時，就不斷重複相同的趣聞，或是不確定自己的行程。而拜登的精神狀況，在數千萬美國選民的民調中，早就是一項重大議題。

難道美國記者真的無法得知、報導這個歐洲多國知道且民眾高度關切的事情嗎？其實不然，大多數記者不願意觸碰這個議題的原因有二，一是出於對現任總統的禮貌意識，二是一種未明說的疑慮：公開討論拜登健康狀況可能最終會幫到川普。但是，這種不願與讀者坦誠相待的態度，最終反而害到了民主黨。

剛開始，為了能讓拜登再度競選連任，整個民主黨不僅共同掩蓋他精神狀況的事實真相，也因此延誤了選擇拜登繼任者這件事。其實賀錦麗（Kamala Harris）是一位支持度低落的候選人，她 2020 年參與民主黨提名競選，但最終表現卻十分糟糕，是後來拜登透過人口統計數據來篩選副手人選，才讓賀錦麗被提升為副總統候選人。而這次在拜登退選之前，賀錦麗受歡迎的程度也明顯不如拜登。

從 2024 大選來看，如果賀錦麗不是正式的總統候選人，上述的負面事實在主流媒體中都可以公開談論；但是，一當她成為民主黨候選人後，點出這些事實就突然變成了禁忌，許多主流媒體記者的批判能力也完全喪失。到了競選的最後階段，民主黨策略專家甚至還在 X（前 Twitter）、MSNBC、NPR 和《紐約時報》上發布樂觀的消息，例如內部民調顯示賀錦麗領先、民眾高投票率、搖擺選民支持民主黨。

我認為這些消息是某些策略專家有意傳播的，因為從選民心理來看，通常會想投票給勝算較高的候選人，也因此，在競選最後階段表現出樂觀態度與信心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現在回頭看，這些謊言疊加妄想的代價是明顯且痛苦的。如果賀錦麗的競選團隊當時意識到她勝算不夠，他們本可以建議她出現在更多元的節目和播客中；相反地，他們被一種虛假的自滿感所麻痺，選擇了較為保守的策略。

媒體中黨派偏見的認知代價很高，主流媒體雖然都避免強調民主黨難以擊敗川普的事實，但卻一步步助長了一個「精英錯誤訊息（elite misinformation）」的泡沫，這足以讓川普再次當選。

新聞道德擁護者會說，試圖影響讀者的結果可能不如預期，要麼是因為主流媒體錯誤報導某些事情，要麼是因為讀者特別不想接受某些事實。

努力拯救民主可能適得其反的原因有兩大點。首先，記者高估了自己影響讀者的能力。一般人其實能夠察覺記者框架每篇新聞以引導讀者得出某種結論的意圖，許多人意識到後，不僅不想接受這些結論，還會不再信任——或者乾脆不再閱讀和收看——主流新聞媒體。

這種情況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存在。即使在過往《紐約時報》、CBS、NBC 受閱聽大眾信任的「黃金時代」，一般公民的觀點與新聞專業視角也有巨大差異，這在如今 YouTube、播客和社群媒體的時代尤為真實。

第二個原因是，預測高尚謊言（noble lie）的長期後續效應極其困難。舉例來說，新冠疫情初期，公共衛生官員強調，一般民眾無法透過單純佩戴醫用口罩而有效防範病毒，而這一說法也被主流媒體照單全收地放大報導。推測當時動機是因為許多醫院缺口罩，為了降低醫護人員風險並維持醫療量能，才會有這個對外說法。

疫情期間，確保醫護人員不會缺乏口罩的目標本身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與拯救民主一樣，如果把目標置於事實真相之前的話，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這種「高尚謊言」產生了三個意外結果。首先，公衛官員過度專注於分配口罩，而忽略了推動企業尋找創新方法，來增加口罩生產量。其次，由於最初指導意見認為口罩無效，這使得公衛官員在口罩供給問題解決後，難以說服民眾佩戴口罩。最後，這件事削弱了大眾對公衛當局的信任，並影響了疫苗接種率。

其實不難理解公衛官員為何做出這般影響甚鉅的錯誤決策。在疫情初期，資訊有限，利害關係重大，而引導大眾採取正確行動——即使意味著不完全坦誠——勢必伴隨著巨大的決策壓力。

政治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並不亞於一場疫情，在公共衛生領域如此，在運作良好的民主社會中也是如此，長期成功的最重要一項前提就是：讓大眾可以相信他們所獲得的資訊。

過去幾年，主流報紙寫了無數篇文章討論「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帶來的威脅。毫無疑問，現今許多虛假或輕率的說法在社群媒體上流竄，對抗這些錯假訊息是一個負責任記者重要且正當的目標。但是，美國主流媒體現在正產生嚴重的認識論危機。

如果你是《紐約時報》的忠實讀者或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 的忠實聽眾，你會比普通美國公民更難相信下列幾件事：拜登有嚴重精神衰退的問題、賀錦麗是一位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許多拉丁裔正在擁抱共和黨，以及「美國可以分為白人和有色人種兩個對立陣營」是過度簡化的說法。

美國人對許多機構失去了信任感，因為儘管傳統新聞媒體和建制機構聲稱自己是真相和科學的仲裁者，但它們卻曲解了美國民眾生活的各種基本面向。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是，記者應重新擁抱過去的平凡職業理念，即，培養一種健康的批判性思維——包括批判相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義陣營的私心，還有在報導新聞時展現不偏不倚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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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蔡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