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為什麼成為世界上對記者最危險的國家之一？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曦｜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2024年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RSF）年度統計出爐，在全球各地全年有54名記者死於非命，當中佔最多的是處於戰火的加薩地區，也就是巴勒斯坦，有16名記者送命。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則仍是中國，124名記者在中國處於被監禁狀態（包括11名記者在香港被囚），人數超過名單上排第二的緬甸（61人）一倍有餘。而值得關注的是，在記者死亡人數「名列前茅」排第四的墨西哥（5人死亡），不同於名單上其他國家處於戰爭、國內長期動亂、或者是獨裁極權國家，墨西哥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大抵處於和平時期，為何卻成為地表上對記者而言最危險的國家之一？

墨西哥是2024年全球記者死亡人數第四多的國家，以整個美洲範圍來說排名第一，喪生於墨西哥的記者人數還超過了從1960年代至今都還處於內戰狀態的哥倫比亞（2名記者死亡）。以可查紀錄來說，2024年有至少8名記者（墨西哥5人、哥倫比亞2人、宏都拉斯1人）在拉丁美洲被殺，使拉美國家持續被列為對新聞人來說最致命的地區之一，而死在墨西哥的記者佔了超過半數，這也使墨西哥被無國界記者列為2024年對記者而言最危險的其中之一個國家。

雖然相較2022年，2023年、2024年的拉丁美洲地區記者死亡人數有明顯下降——兩年前，被殺的記者有27人——但針對新聞工作者而來的致命攻擊事件，卻依舊明目張膽。舉例墨西哥記者毛里西奧．克魯斯．索利斯（Mauricio Cruz Solís）在10月29日當天採訪烏魯阿潘市（Uruapan）市長卡洛斯．曼佐（Carlos Manzo），討論當地市場發生嚴重火災之後，市政府要如何向受災的66戶商家提供援助。採訪結束後不久的晚上10點鐘，這名25歲的記者就在市政廳附近，當街遭槍擊身亡。

烏魯阿潘市所在的米肯卻州（Michoacán），從2006年以來，有至少18名記者在該州失蹤或死亡，這些案件至今都沒有受到司法處置，索利斯命案也不例外。

拉丁美洲記者的危險處境

《拉丁美洲新聞評論》（LatAm Journalism Review）引述無國界記者拉丁美洲辦事處主任阿圖爾．羅梅烏（Artur Romeu）說法指出，針對記者的暴力仍然是拉丁美洲的「審查工具」，這些暴力行為不限於謀殺而是多種多樣，被殺害的記者人數只是衡量該地區記者工作安全狀況的指標之一，謀殺行為本身只是拉美地區針對記者的暴行的冰山一角。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也有相關統計，同樣指出2024年拉丁美洲的記者命案有至少12起，相較2023年的18起、2022年的43起有明顯下降（各機構對「記者」身分的定義和其被謀殺的因由是否與其職業有關的認定不同，因此統計出的人數各異）， UNESCO言論自由與記者安全部門負責人吉列爾姆．卡內拉（Guilherme Canela）表示，他希望能夠透過數字判斷謀殺記者事件有所減少，但要夏這樣的結論，仍還需要進行更多研究。

卡內拉向《拉丁美洲新聞評論》表示，「這本質上是個好消息，但我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這情況是否為一種趨勢、為何可以判斷為趨勢，以及記者命案數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雖然記者命案數量下降看似是好的發展，但若深入解讀，也可能是緣於負面的原因——比方說，有罪不罰，導致命案可能根本沒有進入統計。

卡內拉指出，在全球範圍，攻擊記者的犯罪行為，其後續司法處置的「有罪不罰率」（rate of impunity in crimes）高達85%；不過在十年前，此比例是95%，當前情況有所轉好，因此也可以假設記者命案數量減少的原因與國家保護機制越來越多有關，但根本原因亦可能是針對記者的其他種類犯罪行為增多而在統計上取代了謀殺，以及可能是以拉美記者的自我審查換取保命為代價。

卡內拉認為，以上種種假設或許都無法單獨解釋原因，而是這一切因素累加成目前的現況。

為什麼墨西哥是美洲地區對記者最致命的國家？

而在拉丁美洲記者安全情況最為惡劣的墨西哥，情況尤為引人關注。國際特赦組織指出，從西元2000年以來，已有153位墨西哥記者被殺——世界上其他有類似數據的國家，大都是戰區（獨裁國家如中國，往往是拘禁記者的人數更多），而墨西哥在定義上仍屬於和平時期，卻成了世界上對記者最致命的國家之一。這是為什麼呢？

前《美聯社》墨西哥分社社長凱薩琳．科克倫（Katherine Corcoran）試圖給出解釋，她回憶，「我在2008年以記者身份抵達墨西哥。當我到達時，記者被殺事件激增，而這讓人匪夷所思。墨西哥是一個民主國家，當時並沒有處於戰爭狀態，而這些被殺死的目標是一些地方記者，受眾讀者非常少。這種現象很悲慘，但也很奇怪。」

科克倫在自己的著作《落入狼口》（暫譯，英文書名In The Mouth Of The Wolf）裡，記錄了她努力想揭開雷吉娜．馬丁內斯（Regina Martinez）謀殺案真相的各種嘗試，馬丁內斯是一位廣受讚譽的墨西哥記者，於2012年被殘酷殺害。

「當雷吉娜．馬丁內斯被殺時，我真的很震驚。我知道她不是緝毒記者，我知道她是一位敢於向當權者講真話、積極進取的記者。當她被殺時，我立即意識到這些都是為了壓制墨西哥的批評聲音。」科克倫說。

在追查馬丁內斯命案的過程中，科克倫發現，針對記者的暴力事件的發生原因，往往與記者查出墨西哥黑幫與民選官員之間的聯繫有關，因而她將墨西哥形容為「犯罪政府」（criminal government）。科克倫指出，「如果記者開始深入探究政府與組織犯罪兩者的交叉點，那就是導致記者被殺的原因——這中間的直接關係，幾乎就等於記者當下被判了死刑。」

另外，科克倫表示，甫在2024年9月30日卸任的墨西哥前總統安德烈斯．曼努爾．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墨西哥人簡稱他為AMLO）任內種種作為也讓墨西哥記者的工作面臨更多挑戰。科克倫指出，AMLO政府對一般犯罪行為採取不干涉方針，甚至相當反對直接對抗組織犯罪——在AMLO任內，墨西哥死於謀殺的受害者人數是該國近代歷屆政府當中最多。

AMLO政府對暴力事件的不作為，甚至曾經導致民眾在選舉時發起在選票上寫下失蹤者的名字而非圈選候選人，以此表達抗議；且AMLO還曾公開抨擊媒體和尋找失蹤者遺體的志工是「戀屍癖」，引發墨西哥輿論批評。

對於異議，AMLO抱持敵意態度，除了曾經言語抨擊最高法院大法官外，AMLO更對媒體記者極具攻擊性，例如曾經公開一名記者的電話號碼，而該名記者所做的是詢問AMLO，其核心決策圈與販毒集團之間的聯繫；科克倫如此形容，「他利用每日的例行記者會攻擊媒體，並表示任何批評他的媒體都是由他的敵人、也就是美國所策劃操控。他並不認為媒體是民主國家的任何組成部分，也不認為民主國家需要有一個獨立的監督機構來監督政府。對他來說，他不需要守門人，也不接受任何批評。」

墨西哥政府製造的媒體敵對環境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則將AMLO類比為匈牙利的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俄羅斯的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等獨裁者，認為AMLO與這些強人一樣，是新一代的威權民粹主義領袖，大力透過侵蝕民眾對事實、真相的概念和信心，以此破壞民主。

阿普爾鮑姆在自己的專欄文章中寫道，「新一代獨裁者對現實有不同的態度⋯ ⋯他們不斷公然說謊⋯ ⋯這種手法最終製造的不是憤怒，而是虛無主義。」

《富比世》雜誌報導，AMLO在記者會上平均每場發表80次虛假或誤導性言論，大體上他採取與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一樣的論調，並堅稱墨西哥媒體存在偏見與腐敗。

例如，在2024年4月的一場記者會上，AMLO在一名女記者提出墨西哥有許多地區的居民至今無法獲得自來水時，他對此說法予以駁斥，並堅稱自己有「其他數據」能夠證明該位女記者說法有誤，但當該記者回應她所拿出的數據是來自墨西哥政府發布的公開資料時，AMLO就放棄討論，轉而堅持墨西哥記者沒有新聞專業。當時他的說法是，「我們有其他數據，我們的看法不同，媒體不客觀不專業。」

這種轉向攻擊記者的策略非常有效，AMLO藉此轉移公眾批評，繼續得到多數墨西哥公民的支持——這一點，從他即使任期結束，卻仍然席捲2024年6月的墨西哥總統大選，可見一斑。在大選過程中，儘管AMLO本人因墨西哥憲法規定總統一屆任期為6年、不得連任，而無法再參選，但在同樣隸屬左翼執政黨「國家復興運動」（Morena）的候選人克勞蒂亞．薛恩鮑姆（Claudia Sheinbaum）的造勢活動中，AMLO的競選娃娃等小物仍然大量販售，而薛恩鮑姆的宣傳策略主軸也主打也以自己的AMLO政治盟友身分，承諾會延續AMLO的許多政策。

後來，薛恩鮑姆果然以AMLO的繼承人之姿，獲得六成左右的選票，當選成為墨西哥首任女總統，但也因如此，薛恩鮑姆的獨立性從選舉中就備受質疑。

AMLO留下的政治遺產包括兩極分化嚴重的公共輿論環境，他既靠著攻擊記者媒體獲得高支持率，也因這種做法而在墨西哥留下了危險的先例。在AMLO執政期間，墨西哥共有44名記者死於非命，無國界記者組織將墨西哥的新聞自由指數排為全世界第128位。科克倫總結AMLO對新聞媒體的負面影響，「（他）為記者創造了一個非常敵對的環境，他的言論非常危險，他基本上是在向任何想要攻擊媒體的人發出開火許可。」

政治記者之外，體育記者同樣遭受攻擊

除了報導政治社會新聞的記者容易觸怒當權者而惹禍上身之外，墨西哥其他路線新聞的記者，處境也未見得安全——例如，寫體育新聞的記者。墨西哥體育媒體《Mediotiempo》的一名記者在2024年12月8日，就在報導墨西哥足球超級聯賽（Liga MX）的比賽期間遭受多次襲擊，根據墨西哥記者權益組織《Article 19》報導，該名記者受到包括來自墨西哥足球超級聯賽球隊藍十字（Cruz Azul）董事進行的人身攻擊、球隊工作人員和球場保安人員的威脅、以及不明人士的恐嚇訊息。

該名受襲記者向《Article 19》指出，12月8日當天他在藍十字主場報導其與客隊美洲隊（Club América）的墨超準決賽，當比賽結束時他一如往常走向記者室，但在他進入記者室之前，藍十字的兩位體育總監——馬蒂亞斯．卡達西奧（Mathías Cardacio）和伊萬．阿隆索（ Iván Alonso）走近他時，他手上還拿著手機。

該位記者沒能進入記者室，球場管理人員和保全人員圍住了他，在推擠間兩名體育總監試圖搶走他的手機，過程中該名記者被言詞侮辱，肋骨也被擊中，後來這位記者被迫離開，並向工作機構的上級報告此事。

在該記者要離開球場時，還有至少4名保全人員威脅他「你明天不會醒來」，並拿走藍十字發給他的採訪證。事情發生的第二天，這位記者的電子信箱收到來自未知寄件者的恐嚇訊息。

藍十字足球俱樂部位於墨西哥城，《Article 19》依據其六年報告指出，在墨西哥每14小時就有一名記者或是媒體機構因新聞工作原因受到攻擊，其中墨西哥城是發生攻擊事件最多的地點。這位在藍十字球場受襲的記者除本人受傷外，還擔心自己或家人可能遭受更多報復，而這影響了他的個人生活，也對他的新聞工作產生負面作用。

針對此事，藍十字後來發表聲明，表示正在根據相關的所有影片、照片和監視器資料進行內部調查。

《Article 19》除呼籲藍十字向受襲記者道歉、公開調查進度和結果外，也呼籲墨超聯賽發表譴責攻擊記者暴力行為的聲明，以及進行徹底調查，還有盡其所能保護受襲記者及其家人，以免任何報復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