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簽證、當局傳召、惡意譴責——印度如何打壓外媒記者？

2024 年 12 月 19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曦｜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已經三度當選最高權力地位，從2014年執政至今已有十年，而他對印度國內的控制愈加膨脹，這一點也體現在他對待外國媒體的阻撓上——英國牛津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指出，莫迪政府以嚴格控制簽證、工作許可證，以及拒絕延簽的方式，變相強迫外媒記者離開印度，而人還在印度進行報導的外國記者，在新聞工作的進行上也受到重重打壓、甚至經常被當局傳召或受到惡意指責。

2024年6月20日，為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解放電台以及瑞士和比利時公共廣播電台等多家國際媒體工作的法國記者塞巴斯蒂安．法希思（Sébastien Farcis）在推特上宣布，印度政府拒絕續簽他的工作許可證。印度政府此舉，等於阻止法希思繼續從事原先的工作，並等同剝奪他所有的收入來源，並且法希思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拒簽理由的解釋。到11月，無法續簽工作證的法希思不得不離開印度。

After 13 years working as a correspondent in India, the authorities have denied me a permit to work as a journalist. I have thus been forced to leave the country.
Here is my statement. pic.twitter.com/m52Q4ABsRk

— Sébastien Farcis (@sebfarcis) June 20, 2024

印度當局在距今三年前的2021年3月，要求所有因與印度公民結婚而持有印度海外公民證（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OCI）的外國記者，都必須再行取得工作許可證，才能在印度繼續新聞工作。法希思的配偶是印度公民，且他已經在印度工作了13年之久，但他卻仍被拒絕續簽工作許可證。

除了法希思之外，還有另外兩名外國記者，也在2024年因為無法續簽工作許可證，而被迫離開印度。

被拒絕延簽的外媒記者

同樣被拒簽的兩名記者，分別是美國廣播公司ABC南亞分社社長阿瓦妮．迪亞斯（Avani Dias）和法國記者瓦妮莎．杜尼亞克（Vanessa Dougnac）。迪亞斯在4月時表示，在她發表錫克教分離主義者哈迪普．辛格．尼賈爾（Hardeep Singh Nijjar）於加拿大溫哥華被槍殺（事件發生在2023年）的報導之後，印度政府拒絕核可她的簽證延期申請。

這起謀殺案在印度相當敏感，加拿大指控印度政府派出的特工參與其中，並聲稱已向印度當局提供印度官方人員在加拿大涉入包括該謀殺案在內的非法活動之資訊，然而印度政府宣稱沒有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並拒絕配合加拿大的調查。迪亞斯報導了該起事件，而如今她的報導影片在印度的YouTube上仍然是被封鎖、無法觀看的狀態。

迪亞斯在不得不離開印度之後，發布podcast節目，她在節目內容中表示，「我感覺要在印度做我的工作太困難了，我一直設法努力要參加莫迪政黨（印度人民黨）辦的公開活動，但政府甚至不給我要報導印度選舉所需要的通行證件。」迪亞斯大嘆，「這都是設計好的，莫迪政府這種作法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們團隊決定離開。」

諷刺的是，在迪亞斯預計離境的前一天，她獲得了印度簽證的延簽，讓她能夠留下來報導2024年印度大選，然而迪亞斯指出，離開計畫已定，簽證發下來的時候，為時已晚。

在印度，有多家國際媒體有駐地的特派記者——包括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衛報》；法國的《France 24》等等，約30名為這些外媒服務的記者共同連署了一封公開信，為迪亞斯所受到的對待提出抗議。上述的這些外媒在印度都設有辦事處，雇用的員工人數從2名到12名不等。

受到印度政府的拒絕延簽對待的，還有法國記者杜尼亞克，她自述，印度政府對於拒簽，沒有給出任何解釋，「那一刻，我沒有得到任何解釋，就這樣失去寫文章的權利，我的血液都為之凍結了。」

杜尼亞克住在德里，和法希思一樣，都和一名印度公民結了婚。她過去曾在法國、瑞士和比利時的報社任職過，在離境之前杜尼亞克已經在印度居住了22年。在印度政府的說法中，杜尼亞克違反了「規則和規定」，當局宣稱她進行「惡意」報導，導致外界對印度政府形成「偏見的負面看法」，而且這些報導可能「在社會某些領域挑起騷亂和擾亂和平」。杜尼亞克否認了印度政府的說法，她表示，「印度是我深深熱愛和尊重的國家，我從未從事過任何所謂的有損印度利益的行為。」

杜尼亞克離開印度之後，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記者和消息人士認為我是（印度政府）最高層仇視的對象。他們給了我一個建議：離開這個國家。」

這個推測恐怕沒錯，一個印度政府的宣傳網站甚至直接將杜尼亞克稱為「反印度教記者」。

廣播主管部門的資深顧問坎昌．古普塔（Kanchan Gupta）在接受印度網站《Newslaundry》採訪時宣稱，印度政府發放簽證、工作許可證的程序，無論外界認為是公開或者不透明，都是與美國、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如出一轍。

對於印度政府拒絕解釋為何這些記者們遭到拒簽，古普塔辯稱，簽證和工作許可證是當地政府給予世界各地外國人的「特權」，而不是本來就應得的權利，他說，「沒有國家會對簽證或工作許可被拒絕的原因做出解釋。」

據新德里外國記者俱樂部（New Delhi’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指出，印度至少有70名持有新聞從業許可證的外國人。由於一些自由記者和其他人沒有在俱樂部註冊，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並且人數不斷變動。

莫迪與外國媒體

莫迪從2014年上任印度總理，外國媒體在莫迪執政的十年裡經歷了特別艱難的時期。例如2023年2月，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批評莫迪的紀錄片幾天後，當局以調查所得稅的名義，在BBC的印度辦公室進行搜查。至今該紀錄片在印度仍無法播放，此外支持政府的民間團體也對 BBC提起了數起誹謗訴訟。

數家媒體都引述過多名駐印度外國記者的匿名消息，指出自從莫迪在2019年首次成功連任總理職位之後，這些外媒記者們一直「面臨簽證不確定性、旅行許可被拒絕、甚至被驅逐出境的威脅」。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間，德里外國記者俱樂部進行了三項內部調查，以了解外媒記者受到的限制。接受調查的40多名記者中有許多人留下了匿名回應，表示他們被官員和內閣部會首長「傳喚」，並出示了詳細說明他們「負面報導」的文件和電子表格。

這些外媒記者之所以只能用匿名方式透露自己的處境，是因為擔心公開反對印度政府會產生負面後果。

他們向路透新聞研究所表示，「即使在這樣的調查中，我們也不敢留下姓名，你可以想像我們恐懼，以及印度政府進行恐嚇的程度。」

目前任職《紐約時報》的加拿大記者史蒂芬妮．諾倫（Stephanie Nolen）曾於2008年至2013年為加媒《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在印度進行報導，她指出，自己也曾因關於種姓的報導而遭到印度政府傳喚與譴責，她說，「他們會表達對你的不滿，但不會強迫你離開這個國家。」

2016年5月，印度外交部向外國記者發出通知，重申要在印度多個邦進行報導都需要通行證。一位匿名外媒向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指出，當時他人在那加蘭邦（Nagaland）和錫金邦（Sikkim）進行報導，兩地都位於印度東北部，此令一出致使他必須緊急趕往德里處理通行證問題，進行到一半的報導工作只得擱置，最終報導未能完成。

這位記者解釋，印度政府對外媒的這些限制並不新鮮，但在此之前，如果只是關於文化、歷史和藝術的報導，當局通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然而，顯然從2016年左右，政府開始認真看待所有相關的新聞報導。他說，「我現在都會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避免發出可能引發嚴重問題的報導。這可不是我來到這個國家的原因，再這樣下去，我可能會去別的地方做報導。」

2019年8月，印度中央政府將查謨（Jammu）和喀什米爾（ Kashmir）領土置於其直接控制之下。此後，對外國媒體的限制擴大到全境，而且執行得非常嚴格。根據印度媒體《Scroll.in》報導，此後就再也沒有外國記者獨立前往喀什米爾谷地進行報導工作。

此外，即使外國記者按照規定辦理到簽證，印度政府的為難也並不會就此告一段落，因為外媒的簽證每回延簽，期限只有6個月。這一點，使得外國記者們難以進行長期規劃——既無法安排舉家遷往印度長期生活，也無法安排進行6個月以上的長期追蹤報導。外媒記者向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進行深入調查報導」，且在進行新聞工作時的考量因素也一直增加，除了一直存在的自我審查之外，各種在新聞故事之外的考量問題也包括在內。

而且，外媒記者探詢印度官方時，獲得回覆也很困難，但若記者的報導略過官方表態，則可信度便無奈下降。

外媒記者在印度漫長而坎坷的歷史

路透新聞學研究所的研究員鈴木淳（Jun Suzuki）是《日經亞洲》（Nikkei Asia）的編輯，他指出，19世紀初之時，隨著交通和電信的進步，對外通訊也隨之發展，增加了對專業記者的需求。幾十年後，路透社、美聯社等通訊社成立；到了 20 世紀，外國記者被視為菁英、國際化人物。

在印度的殖民時期，英語新聞主要都由英國記者進行報導，並受到嚴格審查。公認的第一份印度報紙是《孟加拉公報》（The Bengal Gazette），創辦於1780年，後來的停辦原因便是被英國政府查封。

到印度獨立之後，外國記者面臨的首要挑戰之一發生在1975年6月，時任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獨立後首任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女兒）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當時大約200名記者被捕，其中包括一些外國記者，且有兩天時間，印度沒有刊印出任何一份報紙。

針對該段時期，《時代》雜誌記者威廉．斯圖爾特（William Stewart）在題為《印度：英迪拉．甘地的獨裁統治深入人心》的文章中寫道。「嚴格的審查制度阻止了曾經活躍的印度媒體（大約830家日報）除了官方宣傳資料外，無法印刷任何其他內容。」

諾倫（Stephanie Nolen）則告訴路透新聞學研究所，「從根本上說，（印度對待）外國記者的模式是一種非常殖民地式、居高臨下的模式。」

諾倫表示，印度本地也有很優秀、具有聲量的當地記者，不過讓來自外國的「外部」人士調查報導一個國家，本身也是很有價值的一件事，「你可以看到來自本地的人看不到或無法告訴你的動機和行動。」

印度是在1991年向國際市場開放，印度媒體也在該段時期經歷了巨大變化——科技的發展，例如衛星技術的進步，有助於更快地傳輸新聞並挑戰外國記者工作的模式。卡迪夫大學學者理查德．薩姆布魯克（Richard Sambrook）的一項研究表明，「新聞週期的加速和數位技術的到來，開始挑戰國際報道的慣例和排他性」。

許多印度報導和電視新聞頻道，也會派出記者，以「外媒」身份報導中東的暴力事件，或是隨行報導聯合國會議——但印度政府自己對待外媒的態度，卻愈顯不友善。

做為「局外人」的外媒重要性

普立茲獎得主、記者吉塔．阿南德（Geeta Anand）是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系院長兼教授，在莫迪政府上台之前，她曾擔任《華爾街日報》駐印度記者。在一次採訪中，她解釋了她如何嘗試報導印度媒體難以見報的故事——難以見報的原因，要嘛是因為缺乏資源，要嘛是因為印度本地媒體比外媒，更容易受到當權者變幻莫測的影響。

阿南德說，在印度記者如此遭受敵對的環境下，為全球大型新聞社寫報導的外國記者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更有資源來應對報導可能導致的法律案件，也有餘裕能夠投入遠行經費和數月的時間來撰寫一篇深入報導。諾倫也同意此說法，她表示，「所有這些都讓這個職業變得有價值。」

相較於外媒記者，印度記者更容易受到法律訴訟或其他形式的報復。一位外國記者俱樂部的成員也說，「對外國記者來說，（惹惱印度政府）只是不續簽工作證的問題。」相較本地記者，付出的風險和代價遠遠要小得多。

但莫迪政府對待外媒的方式，已然充分說明其對新聞自由和第四權監督的態度，迪亞斯在自己的離職信中如此寫下，「如果說我（從中）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莫迪和他的政府可以公開抵制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