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社群時代新聞媒體的挑戰及影響力重建
廖彥甄｜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2024年迎來全球歷史性的「選舉年」，有高達70多個國家舉行大選，而新聞媒體在政治選舉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於6月23日及24日舉辦「亞洲新聞專業論壇」，今年論壇主題定為「歷史性選舉年的新聞專業」，邀請來自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等亞洲各國的優秀學者、專業記者與會，共同探討專業新聞工作者所面臨的時代考驗。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第十次亞洲新聞專業論壇第六場主題「新聞媒體的挑戰及影響力重建」，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蘇正平擔任主持人，並邀請印尼《Tempo Digital》執行長瓦玉．迪亞特米卡（Wahyu Dhyatmika）、菲律賓《Rappler》資深調查記者黎恩．布安（Lian Buan）、《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李雪莉以及《天下雜誌》顧問黃哲斌擔任與談人。兩日論壇的最後一場討論，本場次將重心放在媒體與社群，在新的媒體時代，重新思考新聞媒體與政治、社群媒體的關係與角力。討論關鍵問題包括：「社群平台是否取代專業媒體？」，以及當數位原生代成為選民，社群媒體對年輕選票的影響為何？並思考新聞媒體該如何因應社群平台挑戰，重新建構影響力？
蘇正平（左起）及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陳靜雲，與本場次主講人會者合影瓦玉迪亞特米卡、李雪莉、黎恩布安、黃哲斌合影。（特約攝影鄭宇辰攝）
蘇正平首先拋出提問，在現代的媒體生態下，尤其是社群媒體尤其發達，媒體該如何生存？又該扮演著什麼角色？他表示，新聞媒體既要學會生存，也要思考媒體的社會責任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作為民眾的公共論壇，媒體既是資訊傳遞的中介者，同時也是一個商品，這樣錯綜複雜的媒體環境，也讓媒體的角色因此變得複雜。
「新聞就是一個商業」 印尼學者看社群時代下媒體生存危機
瓦玉．迪亞特米卡則指出，AI時代來臨，未來五年新聞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在動盪的數位時代下，媒體只能準備好自己，等待挑戰來臨。他也以印尼今（2024）年2月14日的總統大選作為案例，表示從這次的選舉中，他看見了媒體的失敗，各種醜聞、不實訊息充斥。然而深究媒體的問題，瓦玉．迪亞特米卡指出，媒體其實就是一個產業，可以分析有多少流量、多少用戶，「新聞就是一個商業」，他說，而這個背後的商業邏輯該怎麼運作？這便是將媒體視為「產業」的重要關鍵。
尼爾森公司（Nielsen）調查顯示，印尼的網路使用者自2015年以來持續升高，將近九成的印尼人都在使用網路，且2022年印尼的媒體廣告金額高達美元192億，是東南亞廣告支出最高的國家，但另一方面，媒體從廣告獲益的收入卻持續下跌，這呈現出媒體網站與搜尋網站導流的巨大落差，點進媒體網站的流量正在減少，多數流量導向搜尋入口網站，如google和YouTube。「這是新聞媒體的問題，我們並沒有真正接觸到大量的讀者」瓦玉．迪亞特米卡分析，但偏偏廣告收入又佔了媒體50至60%的利潤比例，若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將會成為很嚴重的問題」他表示。
在當前數位時代，資訊的傳遞與共享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然而，隨著社交媒體平台如抖音（TikTok）的興起，資訊封閉的問題也日益嚴重。在進行事實查核時，資訊封閉的問題尤為突出。以TikTok為例，這個平台在封閉的環境中運作，不願意分享用戶的行為數據和內容創作數據，這使得事實查核變得更加困難。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這種環境下，無法有效地驗證資訊的真實性，這對於新聞報導的準確性和可信度構成了威脅。而Z世代（Gen Z）在這些平台上的影響力巨大，他們不僅是主要的內容消費者，還是內容創作者，這使得傳統媒體在吸引這一代年輕讀者上面臨困難。
此外，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人工智慧（AI）生成內容的普及，真實資訊與虛假資訊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如果新聞媒體失敗了，無法有效地傳遞真實資訊，大眾將無法分辨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虛假的。在這樣的情境下，瓦玉．迪亞特米卡認為，媒體行業需要重新思考其商業模式，改變傳統的經營策略，不要被科技平台所主宰。最理想的狀況是創造自己的媒體科技、媒體平台，並掌握媒體商業。
社群媒體與政治選民 菲律賓記者的選民觀察
黎恩·布安則分享在菲律賓的經驗，表示2021年選舉期間，在臉書看到針對特定候選人Manny Pacquiao大量的負面言論，而當時他也很疑惑，因為說出這樣言論的網紅，據他的理解應不會做出這樣的言論，而他實際了解這名網紅的臉書頁面才發現，原來長期下來，這名網紅的臉書頁面都被餵養了批評Pacquiao的貼文內容，日日夜夜接觸負面言論，這名網紅也被影響了對Pacquiao的看法。而一項關於2021年選舉的研究指出，在眾多候選人中，最具有知名度的Pacquiao正是受到網軍攻擊苦主。黎恩·布安指出，演算法其實正在左右著菲律賓選民。
黎恩·布安觀察菲律賓選民發現，第一，相較於抽象的政治承諾，選民更傾向選擇有精確但不一定實際的的承諾；第二，自1986年革命後，部分選民的非自由和極端保守思想受到擠壓，但如今因有了社群媒體，讓這些選民被賦予了發聲的權力；第三，受社群媒體影響，生活較為貧困的菲律賓選民感覺自己是獲勝團隊的一部分，他們經常主導餐桌上的談話，或是路邊的飲酒聚會，然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卻更傾向保持沈默；第四，家庭是許多菲律賓選民的主要資訊來源，無論該家庭成員所說的是否屬實。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黎恩·布安認為媒體的機會在於，針對讀者所在意的點「對症下藥」，去了解讀者所在意的、與自身利益相關的議題，並以此作為故事的起點。黎恩·布安任職的媒體Rappler目前為因應媒體趨勢，推出了聊天app，讓對相同議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在這裡相遇，建立社群並定期舉辦討論會，除了線上，也將討論延伸至線下，邀請專家、政府官員一同參與討論，真正的發揮媒體角色，建立公共對話。
Z世代讀者就是未來 《報導者》建立跨領域媒體生態圈
李雪莉則著重討論Z世代族群與社群媒體，當社群平台上的YouTuber、Podcaster都比你會講故事，也以辦法講嚴肅的硬性新聞時，新聞媒體該何去何從？李雪莉認為，Z世代族群是最關鍵的讀者，因為他們代表著未來，就他的觀察，Z世代年輕人對於新聞的定義更加廣泛，也更傾向與有個性的新聞品牌連結，反而對威權、大組織不具有信任感。與此同時，社群媒體對這群年輕選民的影響力日益顯著，而年輕選票的本質為可變動性高，因此更容易受到社群媒體影響。
談到社群媒體與專業媒體，李雪莉認為，社群媒體與專業媒體並非是誰取代了誰，而是處在一種「競合」的關係，以政治人物為例，一方面國政上需要回應專業媒體的檢視，另一方面也需要透過社群媒體進行攻防辯護。就選舉而言，兩岸關係、房地產、政治人物形象都會影響到選票，對此專業新聞媒體與社群媒體可謂是各司其職，社群媒體沒有取代專業媒體，但卻不可忽視其對新聞媒體的顯著影響。
而台灣的媒體環境因為中台關係更加複雜，「台灣很小，遇到強大的鄰國」李雪莉解釋，認知作戰透過社群網路可以迅速的傳播，可以說台灣的言論環境既是自由、渺小卻同時又是意見分歧的。為了重建新聞的影響力，《報導者》做了許多嘗試，第一是擴展媒體生態圈的想像，打造與其他社群共好的生態系，並跨足社群、政府與民間、戲劇、漫畫、紀錄片等，也讓自己成為生態系的一員；第二為掌握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以《報導者》為例，扎實準確的調查報導就是實力的證明，也是區隔專業媒體與社群媒體最關鍵的一環。此外，因應快速的媒體生態，速度也很重要，李雪莉解釋，面對每天眾多的新聞，其實讀者也很焦慮，因此要在速度上回應讀者，讀者對你的信任、長期經營的影響力，並不是社群媒體能夠取代的；第三，讀者不只是單純的資訊消費者，而是對品牌有認同的行動者，李雪莉表示，《報導者》的讀者黏著度高，還會在社群平台上協助闢謠，《報導者》真誠的對待讀者，建立了特殊情誼的讀者關係。
「抖音政治」危機悄來襲 媒體如何與年輕世代對話？
同樣對社群媒體有深厚觀察的黃哲斌點出，Tiktok的對媒體的影響已經不容小覷。根據路透新聞研究中心（Reuters Institute）2023的調查，18至24歲年輕人使用Tiktok的比例大幅上升，而年輕人的新聞資訊來源從傳統新聞媒體轉變為社群媒體，美國奧緯管理顧問公司（Oliver Wyman）的Z世代報告指出，Z世代透過社群媒體獲取新聞的比例，遠超過專業媒體的兩倍之多；路透新聞研究中心研究也顯示，年輕世代透過社群平台瀏覽新聞，傾向追蹤名人、網紅，而非傳統新聞媒體或記者的帳號。
黃哲斌以德國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AfD）為例，這個整黨以年輕、快速、有趣包裝並簡化複雜的政治議題，利用Tiktok短影音的形式，傳達「愛國、支持右翼就是找到女朋友的不二法門」這樣看似毫無邏輯的訊息。但在AfD開始經營Tiktok後，年輕人的支持度明顯成長了三倍，展現了今日「抖音政治」的危機。且不只歐洲，台灣也有類似案例，2023年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為爭取連署，率先與網紅拍攝Tiktok短影音，雖然當時因引發爭議而下架，卻讓一票總統參選人跟風投入。
黃哲斌認為，針對年輕讀者，要將讀者拉回你的主場很困難，更好的方式是去理解他們，並適應這個族群的資訊接受方式，遵守他們的規則，不管是透過Instagram圖卡或是短影音，透過他們習慣的主場，把年輕讀者找回來。除此之外，媒體也應思考如何跟科技平台「博弈」，現有的澳洲模式、加拿大模式或歐盟模式，哪一個可以讓台灣媒體借鑑參考？他說，台灣目前有部分媒體公會有在推動數位新聞相關的媒體法案，雖然耗時較長，但卻是正確的解方，他認為，若想要定義媒體與平台之間的關係，還是必須透過法律來解答。
現場觀眾提問，好奇科技平台對媒體的影響，瓦玉．迪亞特米卡回應，業界對於google搜尋引擎已經討論許久，未來google可能會改變搜尋方式，不會再將使用者導流至網站，若google改變搜尋規則，那麼媒體將流失約五成的訪客流量。瓦玉．迪亞特米卡指出，媒體無法適應新的演算法、平台，這是今日一項嚴峻的挑戰。也有觀眾提問政治宣傳透過社群媒體的情形，黎恩．布安表示，目前菲律賓似乎還沒有準備好讓政治「娛樂化」，像是政治人物透過tiktok發短影音宣傳，不過也不能否認tiktok數據的實用性，因為編輯透過後台，可以了解觀眾是在影片的哪一分哪一秒滑走了，讓社群編輯可以掌握觀眾喜好加以調整。
論壇最後開放現場提問，主講人及與會者透過提問互相交流。（特約攝影鄭宇辰攝）
與讀者「平視」、媒體在現場的重要性
對於當代媒體消費者，李雪莉和黃哲斌都提到了媒體與觀眾讀者「平視」的這個概念。李雪莉表示，《報導者》試圖理解年輕人的風格，而不是站在媒體的立場認為自己高高在上。黃哲斌也指出，網紅與新聞媒體的關係值得大家關注，年輕世代更重視「平視感」，認為網紅一方面也能補足新聞媒體的不足，媒體可以學習與網紅共存，成為一個生態系。
在討論的最後，專家學者們也重申了媒體在現場的重要性，黃哲斌表示，作為媒體要經常到現實世界和讀者相遇，因爲現在的網路世界充滿著對新聞媒體抱持負面甚至敵意的評論，但實際在線下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瓦玉．迪亞特米卡認為，有些政治人物透過社群媒體傳達資訊，也做得不錯，但並不代表就不需要新聞媒體在現場見證與目擊，不實消息、假新聞的流通在今日仍是問題，新聞媒體應重視其公共責任與回歸新聞價值，這一樣非常重要。黎恩．布安補充，記者在現場是可以增加新聞的價值，並提供相機所沒有看到的視角與內容。
李雪莉引用狄更斯小說《雙城記》「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形容今日的媒體業。蘇正平總結，在社會劇烈變動，民主政治亂流下，媒體扮演著關鍵角色，影響民眾資訊接收和觀點。儘管社群媒體興起，AI來勢洶洶，媒體面臨時代考驗，新聞媒體仍應積極開創新路，爭取讀者的信任，重建新聞媒體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