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寫新聞界的浪漫主義者：何榮幸
胡安妤｜卓新獎基金會研究企劃
「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是每個人談起何榮幸時，不約而同的形容。這評價的一致性，讓開放式問答頓時成為信度良好的問卷題目。
今年度（2024）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頒給《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何榮幸。卓新獎基金會訪問了在何榮幸新聞職涯各階段的工作夥伴及同志，來談談他們眼中的何榮幸到底多麼無可救藥、又是如何地浪漫？
「何榮幸就是灌籃高手裡頭的赤木剛憲，不見得身邊永遠有最好的隊友，可是他會堅持下去，做到他想要的。最後他也都能吸引到好的球員，跟他一起把球賽打好、打滿。」政大教授、華視總經理劉昌德，替何榮幸33年的記者境遇與純粹模樣，做了個生動且貼切的比喻。
帶著理想進入中時，蚊子館報導成經典
加入中國時報前，何榮幸在自由時報就是個「明星記者」。入職後，他也不負眾望地開出政策檢討第一槍：「文化館淪落為養蚊館」。這則報導讓是否淪為「蚊子館」成為時至今日媒體檢視公共場館建設的標準之一。
「榮幸很早就致力成為一位『作家型記者』，這不只要有過人的時勢觀察、宏觀洞悉、專業研究，更凸顯他對追求台灣社會的美好價值，永遠是位『熱血青年』」資深記者壹蘋新聞網地方中心主任凃建豐觀察道。
何榮幸入職中國時報的第一篇深度報導，即是探討蚊子館。
主導「中時調查採訪室」，展開「我的小革命」
2008年前後，中國時報開辦「調查採訪室」，何榮幸擔綱總策劃。「我們知道榮幸在新聞策劃上很有想法，就決定讓他帶領」曾任中國時報總編輯、現任監察委員的王美玉，惜才愛將地說。
擔任「調查採訪室」總策劃的日子裡，何榮幸釀造了「民國99、台灣久久」、「台灣關鍵字」以及「我的小革命」等或大或小的專題。其中，最能體現何榮幸的浪漫情懷的，莫過於「我的小革命」。
「他是很難得可以結合理念與行動，用溫柔態度進行很激烈又前進的抵抗或改革，這也像是『我的小革命』的價值」曾任中時電子報總編輯、現為天下雜誌顧問的黃哲斌說。
「我的小革命」是採訪那些社會上可能少人知聞，且勇於推動革新的行動者。專題述說他們的行動理念、行動迴響，以及行動指南。曾訪問開著麵包車「胖卡」、帶著新科技教給偏鄉小朋友的一群年輕人；也將「生態綠咖啡」揭櫫在大眾視線前，讓生態綠社會企業模式透過報導擴散。報導最後也集結成書，讓有志者能夠亦步亦趨。
「記者是改變社會的最直接的力量」王美玉說，這是那個年代的記者所持有的堅定信念。
調查採訪室是何榮幸於中時時期的重要發揮園地。
浪漫主義的終結，毅然離中時
中國時報對中生代新聞記者來說，曾是座多元、包容而充滿能動性的言論自由花園。
「我跟榮幸都經歷過中時報系易主的階段，當然也是抱有期待，希望能在報系財務比較健全的情況下，繼續實踐我們的媒體理念跟想法」黃哲斌說。
然而，隨著反媒體壟斷運動越演越烈，不少中國時報優秀記者紛紛出走，何榮幸也在2012年離開中時並發表了「北風與太陽」宣言。
「對社會而言，看到中時裡很重要的主管階層發表了『北風與太陽』宣言，也發揮了宣示性作用，包括專欄作者、外部單位都停止與中時合作。榮幸是用這個溫柔方式表達，這是他一以貫之的風格」黃哲斌說。
何榮幸的「北風與太陽」，在中時易主及反媒體壟斷事件中，達成宣示性作用。
是記者，同時是新聞理想實踐家
「熱情且理性，浪漫而務實」是劉昌德給何榮幸的澎湃評價。「何榮幸是一輩子堅持當記者的人」台大社科院副院長、新研所教授洪貞玲如是說。在大家眼中，他是滿是真性情、不懼於被貼上標籤的新聞理想實踐家。
1991年何榮幸成為初出茅廬的記者，在新聞環境還不夠自由且壓抑的年代，他便無畏地投入媒體改革運動。在「搶救自立行動」之後，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並擔任創會會長，將記者的專業捍衛以及勞動條件定位為關懷主軸。
「組織成立後，我觀察到，記協針對維護新聞自由、推動媒體公共化、保障記者工作權、促進合理工作環境相當有表現」凃建豐說。
記協其一行動是「編輯室公約」，該公約鼓勵資方與記者簽下協定，讓記者在組織中能享有新聞自主與新聞專業，並確保新聞產製的獨立與自主性。「這在當時是很前衛、創新的思考，那時才剛從解嚴到戒嚴，這群記者也開始觀照自己的權益，回頭看作為記者的專業自主權以及勞動權益」洪貞玲說。
媒體改革運動頭號份子：目擊者月刊、無線台公共化
《目擊者月刊》也同是那時代「一群傻瓜在做的不可思議」，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賴秀如這樣形容。《目擊者月刊》登載新聞產業的陰暗面，像是針砭將手伸進編輯台的媒體老闆、批判時下的新聞亂象等。
「你講你的老闆或你的媒體是一件很傻的事，但當時目擊者做起來了，讓很多媒體主管在發刊時都得第一時間去看。那目擊者能夠發行，也總要有人跑印刷廠去印刷，記協的我們都是志工性質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何榮幸沒有在休息」賴秀如說。
記協之外，何榮幸尚投入1995年的「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發出這項運動的記者，就是與同業對著幹。我們推動這些事是為了理想，但這批記者包含榮幸，比起我們學生、學者來說更值得敬佩，因為他是拿自己工作的前景對著幹。」劉昌德說。
2000年初期的「無線電視民主化」運動，何榮幸也大力參與。當時訴求是台視、華視公共化，且希望台灣不只有一家公共電視。「榮幸是極為少數線上工作者，熱烈與激烈參與這項運動。這回應了媒體的存在意義：『媒體是為公共價值，而不是商業利益』，這也一直貫徹何榮幸，乃至於他現在做的報導者」同是媒體改革運動好手的劉昌德表示。
何榮幸在記者一職之外，尚透過各種形式達成新聞專業與記者勞動權益的追求。照片提供：何榮幸
「廢墟開出一朵花」 感召夥伴與大眾
報導者成立在2015年，前景未明，「我在3小時之內就被他說服了，因為他是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無可救藥在，他可以無視現實阻礙跟社會逆風，在那個時候創造了一個需要大家贊助、從草根長出來的媒體」報導者營運長李雪莉回憶道。
何榮幸的「無可救藥浪漫主義」魅力，他曾經的記協夥伴賴秀如也認同「何榮幸最厲害的一點是，他願意讓人一起往前走。你不會覺得他有私心或為自己搏版面。跟他同行，你會感到他跟你手牽手一起往前走，而不會覺得他遙遙領先」。
這種一點一滴務實往前進的魅力，讓報導者從當年只有4人贊助，到後來有了童子賢先生的3000萬資助，乃至於當前七千人的定期定額或不定期的小額資助。報導者在創辦9年間用一篇篇好報導、一篇篇扎扎實實地去說服社會大眾。
「他常常說『廢墟開出一朵花、亂世勤耕一畝田』，這個信念就滿能召喚、說服大家」李雪莉持平地說。
從捉襟見肘到影響力遠播
不過，「報導者的內容都是社會議題，這比起財經媒體是對個人有效益的，更難讓人付款」黃哲斌點出報導者募款的「先天困難」。
可以想見報導者的茁壯很不簡單，充滿內憂外患。在財源不穩定、也不曉得來日多長的獨立媒體工作，記者們還相當需要何榮幸作為定海神針，給予精神面的支持與安定。
在只獲零星贊助的昏暗草創期，李雪莉與兩位文字執行「血淚漁場」，那是報導者第一篇年度調查報導。由於執行時程已逾3個月，李雪莉曾焦慮佔用太多資源、深怕報導沒有影響力，「榮幸說：『你不要想太多，專注在你的報導就好』。他一直給我們安全感，就是以新聞為核心，不要去設太多框架」李雪莉說。
血淚漁場報導一出，非但解開遠洋漁工的商品化真相，也引發國際重視，讓案件重新步入司法調查。「這就是一個媒體的堅持，他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方向、他很想了解背後原因，他的影響力就是司法重啟調查」王美玉說。
養護新聞價值的花園：簽訂團體協約
產生具影響力的報導，這在當前記者的就業環境其實相當虛幻。當今記者的工作實務，包括了太多每日即時新聞、被點閱數追著跑，乃至於社群資訊轉貼，記者實踐新聞價值的理想，很難不被消磨殆盡。
「我們想的是，能不能讓記者們專注，讓他們跳脫點閱率漩渦，能夠好好做新聞」李雪莉說。報導者走的是非營利模式，不靠商業廣告或政府補助，盡量達成理想與現實的貼合。
「我們9年來每一步都踏得很小心，總在想我們要如何存活下來，接著才去想我們能如何過得好一點」在報導者的每一天，李雪莉是兢兢業業的。
而為了不讓記者個人因新聞理想自我犧牲，何榮幸堅持在報導者進行「團體協約」。
曾共擬報導者團體協約的劉昌德指出「勞方版本出來之後，榮幸很認真回去計算，去了解這個成本我們是否有辦法負擔？去了解成本增加後，對勞工的好處與福利，以及我們對勞動權益的支持、能夠增加多少士氣？」。
「報導者展現了榮幸從年輕時代到兩鬢飛霜，他的理念與堅持，不管是勞工董事或團體協約，都是他從記協時代一直提倡的價值。所以當有一天，他成為經營者的時候，他願意去把價值理念給落實」黃哲斌觀察說。
作為組織重要營運夥伴，「我們是想要透過勞動保障，能讓大家感到安全與尊嚴，不只是耗盡大家的理想與熱情」李雪莉解釋。
何榮幸與報導者同仁簽訂團體協約。照片提供：何榮幸
何榮幸及報導者：學生、記者後輩的典範與嚮往之地
「台大新聞所新生入學口試時，我們通常問學生：『你想進哪間媒體工作？』，得到答案不外乎：天下、公視、報導者，以致於我們後來改問說：『你以後想進哪間媒體工作？除了報導者、天下、公視再說一個』」洪貞玲打趣地說。
對記者勞動權益與新聞專業的重視，以及對深度調查報導的耕耘，報導者成為傳播科系學生、新聞記者的理想之地其實不足為奇。但可貴的是在，何榮幸給予了年輕人合理的勞動報酬，也開闢了能享有新聞自主權、能展現敘事創新的基地。
「報導者的出現，讓人看到煽色腥之外的空間，也告訴我們記者與新聞的價值在哪裡。當我們看到報導者的報導，也能讓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需要媒體」劉昌德說。
「組織越大，他壓力與心理負擔應該也越大。我不確定他現在還能不能睡得好」賴秀如幽默地說。但至少「我們（報導者同仁）每天都睡得安穩，因為我們每天都很盡力了」李雪莉說。
據受訪者們的觀察，何榮幸是個再如何「壓力山大」，也能睡得好、維持運動與休閒嗜好的人，這樣自律的人格特質，或許也是使充滿理想性的何榮幸，能夠走得長遠的因素之一。
還能夠多好呢？何榮幸還會帶台灣新聞業走向何方？令人期待，可以確定的是「好在台灣有榮幸、好在台灣新聞媒體還有何榮幸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劉昌德這麼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