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新聞背後的創傷：記者與編輯室的心理健康問題

2024 年 11 月 13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曦｜特約記者編譯報導

成為一名新聞記者，即意味著日復一日被源源不絕資訊所淹沒的生活，這些資訊不只因其數量龐大而造成精神緊繃，且當中還經常包括令人感到不適甚至痛苦的負面訊息，因而對日常工作便是吸收處理這些資訊的記者來說，心理健康危機也就如影隨形。

在資訊爆炸、真假難辨的這個時代，閱聽眾對新聞媒體的信任，更彷彿成為了稀缺商品——而記者在其中，其實扮演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的角色。事件和故事，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不斷發生，資訊不斷湧現，從戰爭前線、政治舞台，到感人肺腑的事蹟和殘酷的悲劇，記者充當了閱聽眾了解世界的眼睛和耳朵。

但是對於記者來說，多年來隨著網路和社群媒體日益普及，做為必須在事件發生後最短的時間內給出快速反應的新聞從業者，記者也必須讓自己跟上並掌握新的傳播科技與更多、更快湧現的資訊，這使得記者們的工作變得更加艱難——每一次的訊息提示、警報和眼前事件的發生，都迫使記者要時時刻刻保持警惕，背後的精神壓力不容小覷。

當閱聽眾在看新聞時，看見的是記者們已經處理過、簡潔呈現的版本，而在一則則新聞背後，實則是迷宮般雜亂且龐大的資訊量，記者的工作就是設法準確且清晰地傳達讀者所需要知道的內容，從而避免讀者在應對資訊時陷入混亂。然而，在記者們產製出簡潔的頭條和詳盡的報導內容背後，是巨大資訊量對記者造成的身心消耗，而近年層出不窮的負面新聞，使得情況愈加雪上加霜。

《歐洲精神創傷學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所刊登的兩位英國西敏寺大學心理學者——席安．威廉斯（Sian Williams）和提娜．卡懷特（Tina Cartwright）的研究表明，持續接觸負面新聞報導會導致記者出現類似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尤其是那些在瀕臨戰爭的衝突地區工作，或報導令人痛苦事件的記者。

第一線記者的創傷

持續不斷的網路資訊、訊息通知等等，只會加劇記者所受的壓力。擁有25年從業經驗的《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調查記者戴夫．塞格林斯（Dave Seglins）指出，「記者是事件的第一個反應者，我們的工作就是衝向危險並目睹創傷性情況（無論是象徵性的還是現實的）」。由於深知記者工作對心理健康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塞格林斯也是呼籲關心記者身心健康的倡議者。

在記者身心健康議題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僅僅是進行新聞報導之時記者所承受的身心消耗，還在於，前述的這些損傷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討論。儘管各種研究證實並解釋了創傷性新聞報導對記者的影響程度，但記者們的心理健康問題仍然未有足夠地被認識，以至於問題嚴重性被低估。關注媒體行業和從業人士的英國刊物《The Fix》針對記者身心健康這一題目，採訪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從業者，了解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壓力、如何應對這些壓力以及新聞機構如何站出來為員工提供支持。

任職於印度最大的英文日報《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的記者索瑞塔．戈什（Somrita Ghosh）就是其中一位受訪者。戈什負責的路線是醫藥健康，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戈什處於最前線，她的角色不僅是報導疫情和防疫政策的最新動態，還包括許多人道問題。戈什形容當時的情況，表示：「看著屍體被從COVID-19病房中運出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並且由於病毒造成恐慌，許多屍體甚至沒有被家屬認領，許多死者甚至沒有得到有尊嚴的葬禮。我看到未成年人同時失去父母而成為孤兒，我永遠忘不了如此大量的死亡人數」。

此外，戈什還必須定期與悲傷的染疫死者家屬互動。雖然她的工作目標是以最大的尊重記錄他們的故事和他們感受、情感，但她說她在過程中經常感到內疚，並懷疑自己是否因為要撰寫報導文章而侵入了這些受訪者們的生活。她說，「隨著疫情的持續，我對工作產生嚴重的身心疲倦問題」。

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德國研究員、過去10年負責追蹤亞洲人口販賣情形的獨立記者帕里．塞基亞（Pari Saikia）也與戈什有著類似的感受。塞基亞表示，「我清楚記得我前往喀什米爾和孟加拉撰寫關於販賣新娘問題的調查報導的經歷，當時我聽到30多名羅興亞婦女的故事，她們講述了在緬甸遭到緬軍以及印度和孟加拉人蛇的性虐待和身體折磨。（追蹤這些事件的）五天後，我意識到我已經不再有任何情緒了」。

塞基亞補充，「我記得我曾多次請朋友掐我，因為我無法做出反應或感覺到任何東西，我的感受只剩下麻木。這類報導帶有很多包袱和風險，這使得我們很難在心理狀況不受負面影響的情況下繼續我們的工作。」

戈什和塞基亞的經驗並不罕見，以記者的從業經驗來說，可說是相當常見。隸屬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的達特新聞與創傷中心（The 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 Trauma）曾彙整出一份報告，指出曾經歷過與工作相關的創傷事件的記者比例高達80%至100%。且在很大程度上，記者必須自己處理此類情況，而無其他外援。

戈什說，為了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同時還能做好工作，她經常短暫回家鄉或到山裡度假養傷。她意識到，要成為一名優秀的醫藥健康記者，她自己就需要保持身心健康。她表示，「現在，我已經更習慣於觀看苦難了。健康報導幫助我養成了冷漠的態度，作為一種防禦機制來應對每天接二連三的悲慘消息。」

根據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2023年在塞爾維亞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3.1%的受訪記者在工作場所經歷過職業倦怠。

不幸的是，問題還不止於此，不僅是現場記者需要應對工作帶來的心理壓力。

反覆暴露在創傷經驗中的編輯室

在新聞編輯室裡，心理創傷仍然無所不在。加拿大記者暴力與創傷論壇（Canadian Journalism Forum on Violence and Trauma）蒐集許多研究，指出即使是不在新聞「現場」的從業人員，也依然受到反覆暴露在創傷經驗（Trauma Exposure）中的負面影響，包括編輯室裡的文字編輯、影音編輯、甚至操作設備的技術人員和資料人員等等。塞格林斯說明，「責任編輯有自己的壓力——截稿期限、老闆或團隊要求、在面對間接的創傷暴露之外還要照顧現場人員的責任重擔」。

塞格林斯也參與了加拿大記者暴力與創傷論壇的研究，該研究針對超過1,200名加拿大記者的創傷經驗進行採訪，塞格林斯讓新聞工作者受創的因素不僅僅是「曝光」在人類痛苦、死亡、災難、氣候緊急情況等等之類的創傷性內容當中，也包括其他影響心理健康的肇因，在塞格林斯詢問自己同仁的經驗裡，像是工作節奏、截止日期、工作量、工作時間長、工作不穩定、低薪以及公眾的騷擾和敵意，也導致了新聞工作者的情緒和心理健康問題。塞格林斯表示，「這些壓力因素加在一起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導致倦怠、疲勞、睡眠問題、焦慮、憂鬱，在某些情況下還會導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自殺念頭」。

曾與不少印度媒體合作過的編輯室技術人員斯蒂拉．戴伊（Steella Dey）就表示，一直上網對她的心理健康影響尤其大。「新聞是一日24小時、一週7天無休的，所以需要隨時有人值守在辦公室。即使不值班，我們也必須了解正在發生的情況，並做好在辦公室的硬體設備發生故障時繼續工作的準備。這不僅影響了我的心理健康，也影響了我的個人生活，與工作相關的焦慮一直困擾著我」。

除了新聞業本身的日常問題外，管理層也缺乏對基層的支持，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記者心理健康狀況的惡化。對於在印度旁遮普邦（Punjab）擁有10多年經驗的資深記者穆罕默德．加扎利（Mohammad Ghazali）來說，情況就是如此。加扎利表示，缺乏來自編輯室的支持和理解，是他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加扎利回憶道，「有一次，我為《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報導了一篇關於旁遮普農民的故事，他們出售棉花產品的主要市場暫時被當地的十勝節（Dussehra，印度教的一個重大節日）委員會拿去辦宗教活動，導致農民們面臨困難。報導發出後，十勝節委員會指責我試圖煽動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之間的分裂，甚至威脅要對我採取法律行動，而我的編輯雖然批准這篇報導上架，卻沒有給我其他實質支持」。

加扎利強調記者，尤其是新進記者，面臨的巨大壓力。他感嘆，許多人在壓力下屈服，而不提供支持或「沒有骨氣」的編輯往往會讓情況變得更糟。加扎利相信，一支經驗豐富的支援團隊可以幫助緩解這些挑戰，他補充，「在這個職業中，你的親密朋友常常成為你唯一的力量支柱」。

鑑於目前的情況，為新聞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情形著想，迫切需要呼籲改變日常每一天的新聞工作實踐，並為那些不斷重複觀看世界悲劇的人們提供支持。

改變的時刻到了

顯然，為了應對這場心理健康危機，世界各地的記者和媒體組織必須做出一些重大改變。塞格林斯說，對記者來說最好的準備就是保持健康、飲食良好、休息和定期運動，「除了在工作中休息一下之外，確保你花時間與強大的社交網路（家人和朋友）相處，並與心理學家、心理治療師保持談話來治療，以此幫助處理重大的生活和工作事件」。

然而，塞格林斯認為更重要的是，新聞機構需要監控和限制記者所承受的創傷負荷，「他們需要對主管層和一線員工進行創傷意識教育，以正常化我們行業面臨到的心理風險的討論和認識」。

塞格林斯另外指出，教授新聞學的院校也必須先訓練學生能夠意識到自己因報導工作受到創傷、以及有能力進行自我照護。

將記者與處理心理健康問題的組織聯繫起來也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例如達特中心、無國界記者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和國際新聞安全研究所（INSI）等等，而這些機構也有與心理學家合作，為記者提供資源和培力。

位於新德里的大型醫學研究機構「全印醫學科學研究所」（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的專家詹格拉博士（Dr Jangra）則補充，「保持強大的支持網、與同事定期討論、保持正念、就心理健康問題尋求專業幫助、學會說不以及從讓自己感到痛苦的任務中休息一下，這些都是記者的應對機制」。

似乎已經有一些新聞機構注意到了新聞從業者面臨的心理健康危機並採取了行動，例如英國《Channel 4》推出了免開會午餐時間、健康日以及正念和復原力培訓等，世界各地的一些官方媒體機構也開始為員工提供諮詢計畫。

在新聞業，心理健康問題是真實而普遍的，重要的是新聞從業者——無論是親臨現場的第一線記者，或是後勤支持的編輯室——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如加扎利所說的，「沒有什麼事件比你的生活更重要」。

記者心理健康的「急救箱」

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獎得主瑪爾．卡布拉（Mar Cabra）的故事，或許也彰顯並印證著加扎利這句話。2016年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揭露的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曝光了世界多國權貴想要隱匿的海外秘密資產，而爬梳巴拿馬文件的數據團隊就是由卡布拉所領導，她因此獲普立茲獎肯定。然而，即使她參與的調查，造就了全球巨大影響力，她卻不感到快樂。

卡布拉表示，「我周圍的每個人都說，『你應該快樂。你已經登上職業生涯的頂峰。』然而，我內心卻不快樂，反而感到悲傷，並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消極倦怠，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

接著卡布拉意識到，長期將工作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已經讓她身心疲憊。因此，她決定辭去ICIJ的職務，將時間集中在治療和復原上。由於自己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經驗，卡布拉與兩名同伴——阿爾達拉．馬蒂特吉（Aldara Martitegui）和金．布里斯（Kim Brice）一起創立了非營利組織「自我調查」（The Self-Investigation），「自我調查」關注的正是幫助幫助記者應對工作的精神壓力和數位時代的資訊爆炸焦慮。

卡布拉的記者職業生涯始於2005年，當時她在《BBC》擔任實習生，之後陸續在西語媒體《CNN+》、《IaSexta Noticias》、《El Nuevo Herald》服務。後來她於2011年加入ICIJ，成為調查記者。多年來，她參與了多個調查項目，如巴拿馬文件、離岸外洩資料庫（Offshore Leaks database）、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等。到2021 年，卡布拉開始在雙月刊《機密》雜誌（El Confidencial）撰寫專欄。

卡布拉的專業經歷豐富，但她回憶，自從她職業生涯開始不久，她就陷入了憂鬱症。她說，「自從2008年開始，我就患上憂鬱症。當時我的同事告訴我不要對外透露這件事，因為這可能會傷害我的職業生涯」。當時卡布拉很驚訝地聽到同事們的自白，他們告訴她說，他們自己也受到同樣的命運，都正在服用抗憂鬱和焦慮藥物。然而，沒有人將這件事公開說出來，原因是擔心這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造成影響。

這是卡布拉與同伴成立「自我調查」的背景。當卡布拉暫時離開記者的工作崗位，轉向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時，也有許多同事向她尋求支持。卡布拉之外，「自我調查」的兩名共同創辦人，都是協助卡布拉探究自我、管理壓力的專家。在越來越多人向卡布拉求助後，她們3人決定成立一個組織，為新聞行業的獨特壓力提供心理健康的照護。

卡布拉如是形容「自我調查」所做的工作，「與消防員、軍人和醫生一樣，新聞工作是壓力最大的職業之一。然而，儘管工作強度大、負擔重，記者仍缺乏自我保護的基本訓練。這個行業缺少急救箱。『自我調查』就扮演了急救箱的角色」。

「自我調查」透過與媒體組織和個別記者合作，提供諮詢、線上課程、培訓和指導，合作經夠包括《法新社》、《衛報》、《Zeit Online》等等，照護面向包括神經科學、心理學和正念課程等等，亦能以多種語言提供服務，包括英語和西班牙語。

卡布拉表示，「新聞從業者通向心理健康的大門半掩，現在是時候把門打開，讓每個人都能走向健康的身心狀態」。

參考原文：Behind the headlines: The mental health struggles of journal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