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裡的同行者，非虛構寫作背後的生態條件

2022 年 09 月 08 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陳洧農｜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所謂的生態也就是如此吧？讓一個好的問題能夠持續追問，讓願意提問的人能夠繼續提問。

~~甯卉

為什麼新生代的記者越來越想成為「作者」？非虛構寫作的薪火在台灣能否重燃？在「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的第一季作品發布會中，Matters Lab及「在場獎學金」發起人張潔平、《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端傳媒國際組主編甯卉，以及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一同探討「時間裡的同行者，非虛構寫作背後的生態條件」。

不一樣的讀者與不一樣的記者

李雪莉認為，寫作一個議題，是要回應讀者的需求。因此《報導者》在故事的選題與形式上，都時時保持著回應讀者需求的意識。

那麼，《報導者》瞄準的是什麼樣的讀者？「我們自己定義的好讀者是：這群人有著相當的品味。」對李雪莉來說，品味意味著不庸俗、不扁平，不會用二元或簡化的方式看世界，有著理解這個複雜世界的渴望，最後，是對「人」有興趣，覺得思考是件有意思的事。

李雪莉表示，記者在書寫過程中經常會處理到龐大的知識和結構的問題，但故事的核心其實是人。因此她總是提醒記者，不要賣理論，要把讀者放在心裡。

現在李雪莉面對許多二、三十歲的記者，發現他們跟以前的記者很不一樣。「他們很在乎自己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有沒有意義和價值？能不能做出差異性？抑或只是組織裡的螺絲釘？」

她說，自己那個年代的記者服從性較高，而新一代的記者，因為生長在相對平等、民主、去中心化的年代，因此有著較強的Author’s Intention（作者企圖）。「如果你把他當螺絲釘，只是把他拿去填補某個空隙，只是一個賺流量的記者，他沒有辦法存活太久，他對自己沒有尊嚴感，對這份工作與組織也不會有更多的認同。」

李雪莉（圖）表示，《報導者》對記者寫作的期許是，能夠寫到立體—讓讀者有印象，心中有畫面，甚至帶著洞見。（特約記者陳洧農擷圖）

如何向「作者」的光譜靠近？

那麼，記者究竟能不能在新聞這個節奏朝生暮死的產業中，往「作者」的光譜更靠近一點，如果這個世代的記者是這麼自我期許的話？

李雪莉認為有幾個條件，第一是要有清楚的守備範圍和領域，才會想要不斷關心，才會有想要追問的問題。第二是腳踏實地的田野和研究，因為議題不會憑空降臨，如果不在一個領域耕耘得夠久，不可能產生新的視角，更遑論是洞見。第三則是需要跨界的合作。而這是這個時代最辛苦的部分，因為不同領域的工作者有著不同的視角、思維，乃至語彙。

以報導者的〈血淚漁工〉為例，當李雪莉告訴網頁工程師，主視覺要呈現「唯美的憂傷」時，對方呆住了。「當你要做一個『作品』，它更像一個創作，有感性的層面也有理性的層面。」

李雪莉表示，有志向「作者」端靠近的記者們，必須要有堅強的心理素質，對批評抱持開放的態度，唯有如此，作品才會有好的成長；此外就是要有對議題和寫作的熱情，因為「專業和技藝都可以鍛鍊，可是熱情卻很難無中生有。」

就組織面來說，如果組織內部能夠有「願意給予回應」的文化，內部成員就能透過給予彼此作品回應的良好循環，成長得更快。而編輯的責任是協助記者催生出他的議題，因此作為一個總編輯不能太過從眾，「因為當你把時間都去追尋熱鬧的議題，很多重要的議題反而看不到。」

如叢林般WILD又豐富的生態

有多年國際報導經驗的甯卉表示，在歐洲與美國都經常舉辦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Festival（國際新聞節）這樣的活動，從出席其中的各類人士，可以看出歐美新聞產業生態的豐富與多樣性，例如研究媒體生態與商業模式的顧問、既有或新興的基金會代表、希望將慈善的力量導入媒體產業的慈善界人士。

還有為尋覓資源而來，各式各樣的小型媒體創始人，以及編輯、記者、提供記者法律或心理支援的機構代表。現場也會有學生、產品經理、傳統的出版業者，以及各式各樣的數據達人，討論著AI或是Web3.0是否會重新定義媒體。

這就是在國際媒體環境中生存的獨立記者會面臨的生態，「裡面有彼此扶持的部分，同時也是各有議程的叢林。」甯卉表示：「記者如今必然要成為自己的產品經理，看清楚現在的媒體生態環境，在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機會。」

跨境合作帶來的優勢

這樣的生態與獨立記者有什麼關係呢？甯卉說明，以提案為例，如果你是一個獨立記者，有想要做的題目，為了取得資源，你必須說服其他人讓你完成這個報導計畫。一般來說，新聞基金會會支持的是那些看起來有潛力，能夠很好地實施計畫，並產生影響力的申請；媒體則會接受符合機構編採標準，並與其議程相符的提案。「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項目，但已經涉及非常多不一樣的人，有著不一樣的需求。」

這時記者之間的跨境合作就會有許多好處，在各個不同階段都會產生不同的附加價值。比方說，在訂立計劃的階段，因為在不同位置上的記者能夠觸及的人和訊息都不一樣，所以能看到不同的資源，在研究階段更是如此。

甯卉（圖）表示，在與其他記者合作時，遇到志同道合的人的感覺非常好，但在具體項目中，並不總是能遇到對的人，就像談戀愛一樣。（特約記者陳洧農擷圖）

跨境合作在採訪階段有非常重要的附加價值，「因為你不再是一個人來看事情，而是有不同的視角，這些視角碰撞之後，再重新產生一種能量或敘事方式，是很有意思的。」最後，在發表階段，由於文章得以用不同的語言面向不同的讀者群，因此能觸及的讀者與影響力也會有所不同。

「最重要的是這樣的合作是一個良性循環，你們每一次合作的過程當中可能都會遇到新的題目、新的人、新的想法、新的資源。」甯卉表示，自己的報導〈金山上的來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和當時合作的哥倫比亞獨立記者都因為這個題目獲益良多，「不只是發表出來，我們彼此都在這個題目上延續找到新的題目。」

闖蕩叢林的經驗反思

甯卉不忘提醒，在這個生態中，資源是不公平的。對於剛開始進入這個生態，想要觸及資源的記者而言，可能會希望能夠向資源傾斜，向更主流、更有潛力的敘事傾斜，「而你在那個傾斜的過程中，作為記者或編輯，會不會有trade off？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反思的點。」

剛進入這個生態的記者，或許會被各式各樣關於這個行業的討論給壓倒了，但甯卉鼓勵道：「叢林本身不會定義你是什麼樣的動物。你是什麼樣的動物，你想要什麼、要怎麼生存，還是我們自己的agency（能動性）。」

甯卉表示，從事新聞工作有個讓她覺得很安心的地方，那就是：優質的內容，新鮮的視角，踏實的田野調查永遠是被需要的。「這個感覺很好，不是所有的行業都會讓你有一種被需要的感覺的。」而在這個前提之下，那些開放、透明、平等、公平的合作，會讓整個過程變成一個非常愉悅的事情。

非虛構寫作在台灣

莊瑞琳指出，台灣的非虛構寫作發展一直斷斷續續，大概以10年為一個循環。第一次循環大約出現在戒嚴前後，當時社會面臨各種轉型，因此許多人投入社會觀察跟寫作，《人間雜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莊瑞琳（右）表示，「非虛構」是一種具有跨領域能力的書寫。（特約記者陳洧農擷圖）

在台灣，由於非虛構寫作發展的歷史太短，而且傳統經常中斷，因此對於非虛構的評審標準或是寫作者的範例都缺乏專業化的建構，經常把不同光譜的書例如傳記、歷史、社會議題、科普等全都放在非虛構的類別中，並不細緻。反觀美國，在普立茲獎當中，關於「非虛構」的獎項設立得非常細，傳記、歷史、報導都是不同項目的獎項。

她說，最近10年來，台灣文學獎的「金典獎」開始意識到非虛構寫作的重要性，因此打破文類，在台灣文學金典獎的評審標準裡面，將文學跟非文學放在一起，希望能選出具有文學質地的非虛構作品，亦即以書寫的品質來看待非虛構作品。

為什麼在台灣近10年來，「非虛構」突然又變得重要？根據莊瑞琳的觀察，十幾年前台灣的出版市場中，文學非常強勢，經常有銷售百萬冊的暢銷書，非虛構作品卻鮮少有這樣的強度。這幾年來文學的閱讀開始衰弱，加上人們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度下降，引發了新的契機，人們開始需要一種新的文本、新的報導形式。

為什麼要讓故事發聲？

莊瑞琳認為，凡是具有世界性影響力的非虛構作品，都呈現鮮明的世界觀。她說，出版就像是「安靜的社會運動」，是作者或記者跟出版社的結合，其威力近似於社會運動，而且可大可久。「我們要回應這個時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想要寫作？他們想講什麼？這種書寫的探索跟慾望代表怎樣的社會或市場條件？這些都是我們看待非虛構作品時需要思考的。」

張潔平（左一）笑說，開始設計「在場」獎學金的運作機制之後，才發現發錢比賺錢還難。（特約記者陳洧農擷圖）

張潔平認為「安靜的社會運動」是一個很精準的描述，「對我們所有人來說，為什麼一定要讓這個故事發聲？因為只有讓故事發聲，一個故事才有機會捲動成一個議題，一個議題才有機會進入到社會運動或是遊說等政治場域，才有機會進入到歷史的場域，才有機會帶來改變。」

曾有記者與編輯經歷的張潔平表示，不論在新聞工作或是非虛構寫作的工作現場，都能看到許多值得被講出來，但依然處於無聲狀態的故事，令她感到惋惜。「因為你看到這麼多有價值的故事，沒有資源被講出口，但它被講出口之後你又能看到它給這個世界帶來改變的潛力。」她期許未來能有更多有心人一起投入，使這個生態更加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