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大中｜媒體的昨日、今日、明日（4）：專制與民主對媒體態度的差異

專制威權體制和民主自由體制對媒體的態度天差地別，前者對媒體視之如寇仇，視為「敵我矛盾」或打擊異己的武器，亦即洗腦及自我宣傳的工具；後者視媒體為「人民內部矛盾」，是民主體制的必要之惡。

人類自古以來最成功的社會控制就是目前的中共政權。1970年代當時最享盛名的學者之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研究集體主義與新科技的關係時指出，新科技是極權政權的軟肋，無法全面地社會控制，將成為推翻政權的利器。新科技會是極權體制的終結者。

然而，21世紀上半葉中共的極權統治，利用最新的數位科技對人的監視與控制鉅細靡遺，已到了絲絲入扣的境界。此一現象推翻了鄂蘭的邏輯與假設。其中對宰制媒體的數位科技是全面社會控制的關鍵之鑰。

中國網路管理機構「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自3月1日起實施《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嚴禁對自然災害、重大事故等災難發表評述及使用誇張標題。同時，也對記者予以懲罰，以儆效尤。曾親臨武漢市現場採訪疫情的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相繼失聯（被消失），有些中國媒體關於疫情的深入報導也遭移除。

中國官方對疫情的的宣傳主調是「捷報頻傳」，任何疫情的負面報導都必須被消失。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中共宣傳機器現正面臨巨大的挑戰。官方號召數百名記者前往疫區，大量炮製前線醫護的感人故事和黨政官員犧牲奮鬥救災的神話。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戴建業痛批：網路上媒體的報導「沒有一篇讀得下去」，簡直「侮辱人的智商」。

例如，陝西的《華商報》報導一名剛為人母的護士深入疫區工作，「剛出生的」雙胞胎嬰兒竟問爸爸：「媽媽幹嘛去了？」；貴州電台報導，「一名植物人」丈夫得知護士愛妻挺進醫療最前線後，每次聽到她的名字就會「微笑」云云。

記者當然知道嬰兒不會問媽媽哪裡去了；植物人也不會微笑，但在政治壓力下故意瞎寫是在出政府的洋相，讓政府和媒體看起來蠢得像白癡，作為政府壓迫的報復。就像本欄上一期所描述台灣的戒嚴時期記者打擦邊球和曲線報導黨外新聞的戰術，只不過中國的公民記者更狠，直接裝白癡讓黨政機構難堪。

官方都不喜歡記者，尤其是民主體制內的記者。但是記者是深化並鞏固民主機制的混凝土，也是監督政府的強大力量，被稱為第四權。美國開國先賢傑佛遜說過：「如果在政府與報紙之間只能選一個，我選報紙」。可見媒體在民主社會裡有多重要。

外國人在入籍美國前須接受移民官簡單口試一番，通常會問「何謂法治國家？」亞洲人都回答「人民守法」；移民官會告訴你錯了，所謂法治國家是指「政府守法」。誰來監督政府守法？誰來揭發政府違法？答案是媒體。

如果美國記者都由中共訓練出來，那就不會有尼克森水門案、雷根伊朗門案、柯林頓性醜聞案、警察非法暴力毆打黑人案、⋯⋯社會正義就不會進步。台灣近24年的民主化進程，如果沒有記者、沒有媒體，絕對不會有今天的民主政治成就。人們常抱怨台灣政壇只有藍綠，沒有是非，這雖然不是理想的民主狀態，但藍綠的無原則鬥爭，藍的逢綠必反、綠的逢藍必反，竟也歪打正著，促進了兩黨互相監督的效果。其間記者的功勞不容抹煞。

記者是民主政治和社會正義的發覺者、啟動者、實踐者和回饋者，雖然有不少不肖之徒，但就像軍人也有惡棍、警方也有惡警，不能因為有壞蛋而解散軍、警。媒體也一樣，不能因為有爛媒體和人渣記者，就要消除所有的記者和媒體。

誰來監督媒體？答案是市場和自律。市場會淘汰內容貧乏及偏頗的媒體，沒有人購買閱讀，收入很少，自然會矯正媒體的偏見或下市。自律並非無用的高調，台灣逐漸進步的媒體素質，說明了媒體的自律確實存在的。只是，不以民主機制和社會正義為基準，而以討好北京為媒體目標，則是另一回事。這些媒體是媒體人最深沉的恥辱，是身心靈自願被玷污還自鳴得意的奴才。

尼克森當美國總統時，非常討厭記者，經常被記者找碴，但他出席記者會時卻態度親切，他深知記者的重要性，不必開罪記者。蔡英文總統對不友善的記者十分反感，溢於言表，實在不夠聰明。川普總統更是對不友善的媒體惡言相向，結果吃了記者們不少苦頭，何苦來哉！

一個盡責認真的記者肯定會開罪總統和首長，職業性質不同，造成對事務不同的見解，在所難免，成熟的民主政治菁英應該心平氣和地接受媒體記者們的職務特性，為台灣更好的未來，攜手共進，分進合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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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鄭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