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特約記者 賴禹安 ｜ 譯校／田育志
在美國，不少媒體行業的員工會為了爭取自己的工作條件及權益而組織工會，其最主要的用途為是與雇主進行集體的談判。近年來，「Jones Day」已成為美國的媒體高階主管面對員工推動工會時必造訪的律師事務所公司。
（Jones Day，圖片來源lawyer Monthly）
Jones Day是一家國際法律事務所，在全球擁有43所辦事處，其中有18所設立在美國。公司聘請的律師人數總共超過2500位，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分所據點最多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去年，該公司收了川普競選活動近200萬美元的費用而引起人們關注。
去年五月時，Jones Day在曼哈頓舉辦了一場探討新聞行業的勞工與就業法的會議，匯集了一些自己的律師和媒體的高階主管，包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Slate》、《Univision》和《Atlantic Media》等媒體皆有派員參加。
當天，在分組會議上他們討論了「尋求組織媒體業務的主要工會」、「雇主面對騷擾投訴的實際考慮因素」以及與員工撫恤金計畫相關的「降低成本和減少負債的方法」等相關問題。但其實，該公司是以「在媒體行業破壞工會」而聞名。
（Boston Globe，圖片來源WBUR）
Jones Day與《波士頓環球報》
1872年由Charles H. Taylor於所創立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是美國高發行量的報紙之一，1993年以十一億美元被《紐約時報》收購，1995年推出電子版的網站，2013年《紐約時報》宣布以七千萬美元，將《波士頓環球報》販售給波士頓紅襪隊最主要的老闆John Henry。
《波士頓環球報》在媒體界擁有良好的名聲，底下的焦點小組（Spotlight）揭露天主教神父長年性侵兒童的醜聞，2015年甚至在被改編成電影《驚爆焦點》，造成一時的轟動。該報社目前獲得了26座普立茲獎，即便擁有悠久的歷史，但該報社已連連虧損好幾年。
長期財務狀況不佳，不僅導致《波士頓環球報》的廣告量及發行量下降，印刷業務也已經被外包，更曾經一度嚴重到影響報社的生存問題。截至去年九月底，該報社的平日訂戶數為109,409，週日訂戶數為190,787，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降了11％和13％。
為了解決報社的營運窘境，《波士頓環球報》趁著去年年底將與新聞編輯室和企業員工的合約即將到期，聘請了律師事務所Jones Day，並發布以下通知：「將剝奪必要的保護和合約中的規定，如加班、資歷、薪級表、職務說明、離職以及限制員工有關仲裁問題的時間及範圍等。」
隨後引起員工們的一陣反彈，《波士頓環球報》的其他媒體工作認為「Jones Day根本沒有尊重媒體工會」，而Washington-Baltimore News Guild的主席Robert Struckman表示：「Jones Day的目標似乎是將新聞業去專業化。」《波士頓環球報》的發言人則以「將致力與工會達到協議的平衡」回應。
事後發展
隔兩天後，該報社老闆John Henry突然發言表示，《波士頓環球報》雖然多年來一直虧本，但現在其實處於盈利的狀態。「可能是因為管理制度的改變、新聞相關性越來越強、投資戰略、在各分面變得更高效而成為現實，」他補充表示，隨著該報數位化的發展「這一年來雖處盈利狀態，但我們今明兩年仍會繼續這樣做。」
另外，事情爆發後，報社老闆Henry其實十分積極與波士頓報業工會進行談判。至於聘請Jones Day是否會影響員工對公司的信任感，Henry在接受美國電台WGBH訪談時並沒有直接回答，但透過犧牲員工的權力以平衡公司的盈利，且聘請律師去抨擊工會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因為這樣的談判，只會讓事情變得更加難堪。
事實上，去年七月時Henry曾告訴WGBH目前報社仍然是在虧錢的狀態，「不論是在收入或是支出方面，永遠都無法與預算達到平衡。」自那時起，《波士頓環球報》開始削減新聞和業務方面的支出，雖然對新聞報導及讀者會有些影響，但在財務狀況的改善效果上仍是見效的。
（Slate，圖片來源REDF）
Jones Day與《Slate》
除了《波士頓環球報》外，美國知名時事政評雜誌《Slate》的廣播電台最近也因為聘請律師事務所Jones Day而引起一些風波。
《Slate》的成組成之路其實很艱難，1996年創立時由微軟公司營運，2004年底被《華盛頓郵報》收購，後來在2013年將其雜誌賣給亞馬遜創始人Jeffrey P. Bezos成為Graham Holdings底下的公司。
大部分的營運時間內，《Slate》的新聞編輯室是完全沒有工會存在的。直到去年一月這個情況才開始改變，因為美國東部作家協會（WGAE）組織的緣故，《Slate》的員工開始爭取自己的工會權利。員工們正在尋求讓公司成為一個封閉型的企業[1]，目標是讓所有員工都要繳納會費，但其管理層正在推動開放或可選責性入會的會員資格。
事後發展
隨後，《Slate》聘請了Jones Day。「最令人震驚的事是，管理層不僅採取了這種立場，而且還聘請了一家臭名昭著的工會破壞律師事務所，以便在每個人員的反對下執行這項工作。」《Slate》的法律撰稿人Mark Joseph Stern說道。他補充說道，特別令人痛苦的是，《Slate》的編輯內容竟然明確反對工作權法。
在近幾個月雙方的協商過程中，《Slate》的態度並沒有動搖，特別是在員工最在意的「工作權」上，他們還是打算堅持自己的想法。對此，《Slate》的作家Mark Joseph Stern表示：「我們沒有人想要罷工，但是當用盡方法訴求仍沒用時，我們會準備這樣做，」他希望公司能夠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立場，「我們有責任，不要給未來的員工一個開放性企業的環境，那會是一個可怕的前例。」
「就像在工會的脖子上慢慢收緊繩子，你永遠無法把它弄掉，你永遠不能自由呼吸，」在《華盛頓郵報》擔任18年的記者兼聯合主席Fredrick Kunkle如此形容開放性企業。另外，Kunkle也表示，目前只有45%的《華盛頓郵報》員工是工會的成員，十分諷刺，新員工往往拒絕加入工會，因為他們察覺到工會的功能十分薄弱。
Jones Day律師事務所的兩難
對Struckman而言，Jones Day是導致媒體行業中走向不幸趨勢背後的核心關鍵，媒體公司會因此貶值他們內部記者的價值。「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對於媒體而言Jones Day是一個破壞性的存在，讓新聞記者的福利與利益變得更糟，」許多公司的薪酬結構基本上不平等，福利正在下降，退休的保障也越來越少了。
Struckman認為，Jones Day使用的途徑不僅在於滿足客戶公司的務實需求，更深層地，根本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對工會，而聘請Jones Day這樣嚴厲的公司，進一步地破壞了員工與公司間相互支持的關係。從長遠來看，可能會讓新聞業從專業轉變為一種垃圾工作。
但也有人認為，典型的大型律師事務所，本來就該盡可能地為客戶討價還價，在這樣的觀點中，Jones Day和他們的律師只是在盡其所職。《泰晤士報》的前勞工記者Steven Greenhouse則提出另外一個看法，認為媒體公司與工會負有同等責任，媒體公司若聘請了態度強硬的律師事務所，不應該把Jones Day單純的視為媒體工會的敵人公司，媒體公司也該為發生的事情負責。
[1]「封閉式企業」（closed shop）：該企業只雇用工會會員。
「開放型企業」（open shop）：該企業員工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加入工會，不加入工會的人不需繳納會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