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張怡瑩 編譯
數位時代全面到來，紙媒衰亡，攝影記者也面臨寒冬，甚至在一些新聞編輯室，整個攝影團隊都被淘汰。操作簡便的智慧型手機就已經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圖像，似乎人人都能拍攝新聞照片。
普利茲攝影獎獲得者David Hume Kennerly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僅以攝影謀生的記者越來越少，專業的圖片編輯也被大量裁員，導致原本篩選照片的工作落到攝影師身上，這又進一步加深了行業困境。
（圖片來源：unsplash）
同時Kennerly也坦言，在媒體格局變動之下，網路資訊過多，大量圖像對閱聽眾進行不間斷轟炸，因此雜誌更願意將精力投注在故事內容上，圖片時常被忽略。
不過，如果報紙真的使用非專業攝影，他們將會失去什麼？
北卡羅來納大學助理教授Tara Mortensen和俄克拉荷馬大學教授Peter Gade發表在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AEJMC）旗艦期刊《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上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智慧型手機時代，專業攝影記者依然重要。當新聞編輯室解散了攝影團隊時，他們似乎也將新聞激發讀者興趣的一個部分去除了。
根據Mortensen和Gade對紐約在地報紙Times Herald-Record的研究，專業攝影記者拍攝出的照片比起非專業人士的作品，明顯在情感上更具吸引力，大約四分之一的專業照片符合情感（Emotionally appealing）和圖像審美上（Graphically appealing）的吸引力，而只有十分之一的非專業照片達到這一標準。非專業人士拍攝的照片大多僅僅是信息呈現（Informational），10張非專業照片中通常有8張是信息性的，而不到一半（49%）的專業照片是信息性的。事實上，專業照片更常呈現出行動並描繪衝突，這兩種品質可以增加觀眾的注意力。
Kennerly也用手機拍照，他的部分iPhone照片發表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上，但如其所言：「作為一名專業攝影師意味著有人為了你的觀點付錢。這不會很快改變。每個人都是相機使用者，但不是每個人都是一個好的攝影師，大多數人都不是。」
在拍攝衝突時，專業攝影記者將發揮的作用則更加實質。今年10月，在哥倫比亞舉辦的第六屆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新聞獎上，4位攝影記者——Stephen Ferry（美國），JoãoPina（葡萄牙），Natalia Botero（哥倫比亞）和ÁlvaroYbarra（西班牙）——討論了關於「新聞攝影、記憶和尋求真相」的話題，並得出一些結論。
首先，新聞攝影為衝突增添了一層人文關照。
從歷史上看，平民的需求和不滿在和平談判中通常都被排除在外，更不用提少數族群。許多人將衝突與軍事運動或武裝聯係在一起，但21世紀生活在衝突中的個人依然遭受著苦難。Natalia Botero認為拍攝衝突的重要性在於，迫使個人從不同角度看待衝突，使「衝突呈現更加人性化的一面」。許多掌權者通過自上而下的方法解決衝突，傷害了衝突地區的個人，而新聞攝影可以作為一種工具來填補這一空白，將重點轉移到深受其害的個人身上。
其次，攝影可以作為證據。
Natalia Botero表示「攝影能夠作證」。衝突結束后，真相委員會大多只能依賴書面證詞，因此當某些團體沒有被邀請參加談判時，他們可能難以發聲。攝影則能夠提供無可辯駁的證據，并挑戰相互矛盾的證詞。為此，Botero說自己「嘗試用她的攝影來拯救衝突的倖存者」，并盡量在拍攝時採取中立的態度。
再次，新聞攝影可以推進後續的治療。
4位攝影記者一致認為，新聞攝影可以通過建立共同的視覺記憶和國族意識，為社區治療（communal healing）奠定基礎，並對社會產生深遠影響。雖然停火和和平條約很重要，但它們帶來的是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只有暴力終止，而社會和平—也被稱為積極和平（positive peace）則是更深入的，可以帶來真正的治愈。
最後，攝影記者具有責任感。
堅持最高水平的倫理并避免改動圖像對攝影記者來說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有能力書寫歷史，照片將調解各種真相的論述，創造更加集體和一致的記憶。由於攝影具有這種力量，就必須保持公正，全方面揭露衝突，呈現多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