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保安宮：古蹟修復紀實

筆者自幼生長在埔里小鎮，先是租居在三合院左側廂房，正身中間的神壇一向是少不更事的我看熱鬧處；後搬至城隍廟附近，廟裡迴廊樓閣又成為我國中時期溫書的清幽之地。

我非佛教徒亦非道教徒，卻和寺廟有著奇特緣分。

1971 年，埔里舉行十二年一度的祈安清醮大典。一排排長桌上滿坑滿谷的供品，對僅和供桌一般高的我來說，畫面相當震撼。當時物資匱乏，幾乎逢年過節方有雞腿可吃、學校每年二次遠足才能買麵包零食，頭一遭看到這麼多豬、雞、鴨、魚等牲醴和各式糕點群聚一塊兒，實在大飽眼福，永生難忘。

畫面再倒回更小時候。上幼稚園前，常佇立神壇前，看大人們祈神、乩童起乩降神解惑過程。有一回，在乩童邊誦咒邊用毛筆畫符時，只見他奮力往右後方一甩，毛筆竟硬生生凌空懸在我眼前，那一幕，又再次停格，留存至今。當時不曾驚奇、也未曾害怕，更不敢向大人問東問西，以為是自然發生的事，目瞪口呆了一會兒，便與廟會時喜歡搬著板凳、擠在人群中看歌仔戲和布袋戲的景象，一同收進記憶庫裡。

事隔多年後，走訪台北保安宮，兒時種種有關廟宇的回憶，一一浮現，冥冥中彷彿牽起這分奇緣，讓我不知天高地厚、義無反顧投入《典藏保安宮》電視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只是，這一次，不能光看熱鬧，還得看門道，於是影片一拍，不但長達七年，文字一寫，更費時十二年。

台北保安宮自費修復古蹟的過程，因時代變遷、文化資產保護觀念興起和相關法令的增修，因緣際會成為台灣獨一無二的古蹟修復模式。其繁複過程，若非親身經歷或親眼目睹，無法想像；其解決之道，若非保安宮董監事會的團結一致，無法達成。更重要關鍵在，當時擔任副董事長兼總幹事的廖武治先生，既當推手也扮黑臉，一肩扛起修復大計、施工監督、協調溝通，甚至是尋找適任匠師的重任。

他堅定信念不拿回扣、修復品質不打折扣，卻被視為擋人財路、破壞古蹟修護界行規；他對官方修復古蹟的制度，屢屢提出針砭，即使曾被台北市府和行政院延攬為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諮詢和推動小組委員，仍被視為不受歡迎人物；他曾大聲疾呼政府應依法辦理古蹟修復評鑑甚至匠師評鑑的建議，至今未得具體回應。

2005 年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大翻修後，儘管政府展現和世界文化資產保存潮流接軌的企圖心，不但一舉將最早的63 條條文擴充為104 條條文，文化資產事權由原本分散在各部會統一由行政院文建會主管，2007 年成立的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也積極舉辦教育課程培訓文化資產保存和修復技術人才，並建立相關人才資料庫。總計有210 筆188 名匠師是登記在冊的古蹟修復技術人才，但50 多位參與保安宮古蹟修復的匠師，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榜上有名，說明現行匠師的認證方式和事實依然有差距。

台北保安宮古蹟修復的經驗，不僅是古蹟本體的整修，也是宗教信仰、建築藝術和豐富文化甚至世道人心的再呈現與再累積。今天，在我們進到廟裡參訪或膜拜同時，可曾注意雕梁畫棟上教忠教孝的題材？可知傳統建築格局存在有大小和講分寸的倫理觀？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廟方和匠師是以何心態參與？修復又有什麼樣的火花和故事？

筆者將多年影像的紀錄轉化成文字的紀實，不光為尋求這些問題的解答，而是這般豐厚和無價的文化就在我們尋常生活中，我們俯拾即得卻常視而不見，輕易讓它隨歲月和記憶遠去。

歲月可以逝去，記憶可以遠離，生活的鑿痕和文化的軌跡永在烙印與轉動。當各國積極在世界文化資產潮流中爭一席之地，或紛紛以文化、制度和政策上的優越性或道德性，在全球化過程中展現其吸引力時，保安宮的古蹟修復，讓我們看見了台灣的軟實力。

2008 年底，在《遠見》雜誌舉辦第六屆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大力推廣提升台灣軟實力接軌全世界之前，保安宮的古蹟修復，就榮獲2003 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文化資產保存獎，不僅成為台灣地區首獲此殊榮者，更大大提升了台灣在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國際能見度，而與世界潮流接軌。

透過筆者多年觀察，期盼這篇紀實具有新聞的寫實性、歷史的嚴謹性、文學的可讀性、和文化的傳承性，能為台灣古蹟保存的現況與努力，做最佳見證，並對我國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有所貢獻。它也包含了中視公司善盡媒體職責的一頁歷史。

感謝所有受訪者的指導，更謝謝中視曾參與拍攝保安宮修復工程的廿位同仁，他們依序是攝影方國評、王偉雄、趙天慰、袁裕翔、陳韋臣、方昶懿、王耀輝、賴聰熙、徐松喜、褚明達、徐東豪、王智文、王清昱、洪年輝、李祥民，還有助理彭盛威、陳健宇、林裕豐、詹智淵、李礽仁等。台北保安宮董事長廖武治先生與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王惠君女士協助全文的校對，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獎助拙作的出版，在此一併致上深深的感謝。

古蹟修復所涉層面甚廣，若有誤謬或不足之處，尚祈方家及讀者不吝賜教。

謹將此書獻給先嚴李仙洲先生。

2009 年11 月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