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朱弘川 編譯

在東南亞地區,儘管新聞自由受到政治力干預和暴力滋擾的威脅,仍有許多記者投入資料新聞(data journalism)工作,並企圖在這領域發揮影響力,馬來西亞記者Kuang Keng Kuek Ser便是箇中翹楚。

Kuang Keng大學畢業後,2005年進入馬來西亞獨立媒體Malaysiakini,負責政治和選舉議題的資料處理工作,擁有化工學位的他,是極少數具有科學背景的記者。2013年時,Kuang Keng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前往紐約大學攻讀媒體創新碩士學位,隨後又成為Tow-Knight新聞中心的研究員。2015年,Kuang Keng發起Data-N計劃,在東南亞地區培育出數百名資料新聞工作者。過去10年,Kuang Keng一直試圖在東南亞地區推廣資料新聞學,並設計一套完整的培訓計劃。

要在東南亞地區推廣資料新聞,並不是件簡單的事。Data-N起先提供免費培訓課程,並試圖推廣到各地區的新聞媒體和記者會。慢慢地,不僅許多記者慕名而來,更重要的是讓媒體對資料新聞感興趣。目前Data-N工作坊已在尼泊爾、印度、印尼和新加坡等國舉辦,由Data-N與各國媒體進行課程的規劃。

以下為Kuang Keng接受GIJN(全球深度報導網)的訪談內容:

G:東南亞地區的記者在從事資料新聞工作時,會面臨哪些困難?

K:首先,資料的取得,本來就是困難的,也是世界各地資料記者共通的難題,尤其是政府部門的資料。即便這些資料有時容易取得,但品質也不太好,所以必須不斷的驗證,並向有關當局提出問題,才能了解這些資料的真實性。

此外,很多人認為東南亞地區有良好的網路環境,但這說法只適用特定國家和城市。許多地方,如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印度和尼泊爾,他們沒有很好的網速,如果你打算視覺化新聞資料,就需要更穩定的頻寬,不然根本達不到效果。這些地方的用戶尋求更輕巧、更有效率的視覺體驗,圖片或GIF會是較好的選擇,而不是JavaScript。

另外,東南亞地區有許多優秀的程式設計師和電腦工程師,但很難找到具有統計或電腦科學背景的記者。

G:現在和你當初踏入這領域比起來,有什麼樣的轉變嗎?

K:資料新聞在4、5年前的確是很新穎的概念,現在人們對它已不陌生。新聞記者和編輯室都渴望發展資料新聞,但仍不了解要投入什麼樣的資源,也不清楚要培養或僱用什麼樣的人才來從事相關工作。他們有強烈的意願,但這並不能轉化為真正的投資。目前媒體將大量資源投入到社群媒體和影音新聞的製作,因為可以立即評估成效,新聞產業的未來好像也該如此。但在資料新聞方面,因為不清楚回報是什麼,所以他們不確定該投入多少。

G:如果新聞編輯室不願意發展資料新聞,記者可以做些什麼? 現有的訓練足夠嗎?

K:這也是我們目前的困境。當我第一次舉辦Data-N時,我告訴所有參與者,只是參加工作坊是不夠的,因為新聞編輯室什麼都不會改變。當人們回到他們的工作環境打算奉獻所學時,他們很難得到同事、老闆或編輯部的支持。

所以我開始與新聞編輯室合作,試圖了解他們的運作方式、他們所做的報導、他們擁有的工具,以及培訓後他們真正想製作的東西。我當然也關心培訓後的進展。

未來,我希望有更多的長期合作。去年,我與法國政府資助的媒體計劃4M Asia合作進行6個月的培訓營,我們在金邊、吉隆坡和馬尼拉舉辦了3個工作坊。我們要求新聞編輯室提交資料新聞提案,並從40個提案中挑出12個新聞團隊,我們再透過Slack平台給予協助。最終有許多人發布了他們的計劃,其中一些團隊還入圍了資料新聞獎,這是比較好的培訓模式。

G:這種模式可持續嗎?

K:這很困難,因為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目前的做法是,這些新聞室推出兩到三人的團隊,我再協助培訓和指導他們有關資料處理的想法。我去年和Malaysiakini的記者和程式部門合作,設計了一個有關馬來西亞大選的新聞遊戲,最終也入圍資料新聞獎。這也讓Malaysiakini開始認真地看待資料新聞,並計劃推出更多的專題。

G:除了這些培訓的成果外,東南亞地區還有其他值得關注的表現嗎?

K:可以參考一些媒體,像是印尼的Katadata,它是處理資料新聞的媒體公司,並為其他出版商和政府提供服務,他們先前在一家購物中心舉辦印尼經濟發展史的資訊圖表展覽,還邀請到總統來主持這場盛會。其他像曾參與國際編輯網絡(Global Editors Network)所舉辦的程式設計比賽,並奪獎的Tempo和Kompas,他們也懂得運用資料新聞的概念在報導上。

而新加坡最大紙媒海峽時報也開始進行資料新聞報導,他們最近才發表一篇很棒的馬來西亞大選新聞;路透社在新加坡的圖像團隊(graphic team)也有傑出的表現,其中一篇有關孟加拉洛興雅難民營的報導,也得到了資料新聞獎。菲律賓的新聞媒體Rappler,它在資料新聞和社群媒體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尼泊爾新聞調查中心(CIJ),他們也一直在做資料新聞,其中的記者Arun Karki也一直參與推廣和培訓的工作。

G:在資料新聞推廣上,東南亞地區似乎仍仰賴個別先驅或倡導者,新聞編輯室或個人之間是否有合作的例子?

K:東南亞地區的記者彼此都熟識,我們人數不多,所以會互相交流,共享資源,有時也會合作。例如,當尼泊爾CIJ邀請我為他們的記者進行培訓時,Arun也會協助我。當尼泊爾記者進行有關馬來西亞公司的調查報導時,由於尼、馬兩國有許多業務上的往來,我和Arun也會聯繫雙邊的記者,看看能否促進他們合作。

G:你認為未來幾年東南亞的資料新聞將如何發展?

K:東南亞地區的媒體將會迎頭趕上,舉個例子來說吧,當西方國家還在使用筆記電腦時,我們已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生產新聞。東南亞已成為世上最大的社群媒體和影音市場之一,我預計幾年後資料新聞和互動的敍事報導將大量產出。

當然,短期內這些資料的質量仍不會有顯著的改善,這不是媒體產業所能控制的,政府才是最大的問題。

此外,與西方世界相比,媒體產業面臨的危機也略有不同。即便現在,東南亞仍有大型媒體公司在賺錢,越南和緬甸仍有新興媒體竄出。這些地方才剛開放,人們正開始上網消費更多的新聞內容。西方許多媒體正面臨虧損和倒閉,但東南亞是巨大的市場,仍有資源投入創新,我們只需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和提升資料新聞能見度。

G:對於有志從事資料新聞工作的年輕記者有何建議?

K:當你掌握了資料新聞的技能,開始執行,並著手設計呈現方式,請考慮到用戶的體驗和內容的傳佈。其次是該如何表達你的想法,即使你有很好的技能,也需要說服你的老闆提供資源和時間。最後,如果你在西方接受培訓,別忘了回到這個地方,奉獻你的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