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小惡法」，迎來增強版「大惡法」？／莊迪澎

馬來西亞前朝國民陣線（國陣）政府在今年4月3日在國會倉促通過《2018年反假新聞法令》，在野的「希望聯盟」（希盟）則在競選宣言中承諾，若執政將廢除這道劍指網路異議的法規。一個月後的大選，國陣出人意表痛失政權，希盟實現了馬來西亞建國61年以來的第一次政權輪替，而《反假新聞法令》終於在8月16日的國會三讀通過廢除。

不過，在媒體報導和民眾歡呼廢除《反假新聞法令》之際，似乎忽略了首相署部長劉偉強曾於8月13日在國會書面答復中透露，政府將再次修訂惡名昭彰的《1972年官方機密法令》，「以應付網路攻擊」，而且很快就會提交國會批准。後來馬哈迪接受新聞網站《當今大馬》專訪時也證實將保留《官方機密法令》。

馬來西亞現任首相：馬哈迪

《官方機密法令》是英國殖民統治的產物，最初於1920年制訂的版本幾乎原文照抄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1年）為防止間諜竊取國防機密而制訂的同一道法規。1972年，國陣政府將西馬和東馬沙巴州及砂拉越州的官方機密條例合併成《1972年官方機密法令》。

馬哈迪在1981年第一次出任馬來西亞首相，兩年後即首次修訂《官方機密法令》，加重諜報活動的刑罰（可被判終生監禁）；此次修訂因意在打擊外國的諜報活動，較無爭議。不久後，馬哈迪政府開始爆發財務醜聞和政治危機，黨內遭受敵對派系圍剿，黨外則面對在野黨施壓。處於權位危機的馬哈迪在1986年再次修訂《官方機密法令》，一方面賦予內閣部長等授權官員可隨時將任何文件列為官方機密文件（再也無需國會批准），無限度擴大了「官方機密」之定義，另一方面則加重洩露官方機密文件之刑罰，凡因洩露官方機密文件罪名成立者，將面對「強制性監禁」（mandatory imprisonment），刑期至少一年，最長七年（修訂前不一定會判處監禁，法官可視案情判處罰款了事）。

《官方機密法令》一直是政府掩蓋醜聞的利器，早在1978年，在野的民主行動黨時任秘書長和國會議員林吉祥因於1976年8月在《遠東經濟評論》揭露政府的四艘巡邏艇軍購案詳情，成為第一個因觸犯《官方機密法令》而被判罪的人，先遭判處罰款馬幣一萬五千元，經上訴後罰款減至馬幣六千五百元。

1986年的兩大修訂要點，遭當時的在野黨和非政府組織強烈批評是為了阻遏在野黨和媒體揭露各項巨額財務醜聞之內情。在往後的政治動蕩中，更見執政黨如何利用《官方機密法令》打擊在野黨，案例包括：

（一）1998年馬哈迪開除和修理時任副手（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爆發「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運動後，安華當時的其中一名左右手莫哈末依占（Mohd Ezam）在1999年11月6日公佈反貪污局調查馬哈迪政府麾下一名內閣部長和前州首席部長貪腐指控的完整報告，以及總檢察署的檢控建議書，結果被依洩露官方機密罪名提控，2002年遭地方法院判處兩年監禁，2004年（其時馬哈迪已卸任）始在高等法院上訴得直，無罪釋放。

（二）2016年，在野的人民公正黨時任國會議員拉菲茲（Mohd Rafizi Ramli）公佈總審計司署對一馬發展有限公司（醜聞）的調查報告，結果惹上洩露官方機密的官司，還被地方法院判處監禁18個月，直至今年六月獲高等法院改判守行為兩年和繳納馬幣一萬元保釋金（約新台幣七萬五千元）。

《官方機密法令》的禍害深遠，不僅是在野黨承擔坐牢的風險，媒體和學者也深受其害，無法近用已被列為官方機密的資料，即便掌握了也不能引述。

2007年，我主持《獨立新聞在線》編務期間，由於高速大道過路費一再調漲引發民怨，當時在野的人民公正黨曾公佈一份據說是政府和高速大道業者簽署的合約副本，揭露當中的不平等條款圖利高速大道業者，壓榨百姓。據稱，政府已將大道經營合約列為官方機密文件，若這份副本屬實，公佈副本的在野黨從政者、報道合約內容的記者，甚至把關的總編輯都將會因洩露官方機密而面對牢獄之災。我記得，當時負責採訪的記者曾與我討論應否報導，我無法代替記者坐牢，只能讓記者自主決定願不願意冒險；最終我們決定搏一搏，詳盡報導了記者會內容。此事雖然鬧了一陣子，慶幸的是政府可能投鼠忌器，不證實在野黨揭露的內容是真是偽，也沒有起訴任何一方（若有，即證明政府確實簽了圖利業者的不平等合約）。

希盟的大選宣言承諾檢討《官方機密法令》和制訂《資訊自由法令》，所謂的「檢討」應是放寬或糾正1986年修訂案，而不是使之更為嚴苛或擴大規管範圍。然而，如今馬哈迪主導的希盟政府恐怕會再次食言，與「檢討」背反，並將《官方機密法令》的權力明確延伸至互聯網空間。

送走《反假新聞法令》雖是好事，但馬哈迪版的《官方機密法令》修訂案恐怕將會是更大的新聞自由災難！這正是馬哈迪再次掌權後的政治手段，偽裝俯順民意，給你一點對他而言不礙事的小甜頭，避免雜音干擾他真正要做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