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炎｜特約記者採訪報導

　　解嚴之後，媒體環境巨幅變動，媒體人期盼的新聞自由與民主榮景卻沒有到來，沒想到反倒是報業的經營越來越困難。更沒想到的是，過去滿滿懷理想投入新聞業的記新聞工作者，在報老闆一聲「經營困難」，就在一夜間輕易丟了飯碗。

　　新聞工作者遭裁員後，轉而到各行各業，有的轉而當會計、助理，有的轉而投考公職。在鏡頭前，他們除了感嘆報老闆的不公義之外，更令人鼻酸的是，他們都說：我還是很讓愛新聞工作。所以他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南上北下，各地的抗爭遊行，希望社會能夠聽見他們的心聲。

　　台灣記者協會於七月十日就舉辦了一場「媒體工會的角色」座談會，座談開始前記協還特別播放，由中時工會因應前一波中時裁員所製作的—『那一天，我丟了飯碗』紀錄片。這支由血淋淋的教訓所製作而成的紀錄片，作為座談會的開場白，似乎很能夠說明，為何記協要辦這場座談會，而且非辦不可。

　　因為誰也沒想到，這些當初控訴報業無情、遺憾理想落空的受害者，如今卻仍然可以作為當初留下來、現在即將要走路的記者們，抗議與表露心聲的代言人，以此來抗議近日中國時報又一次無情裁員的行徑。

與會來賓林朝億先生、袁孔琪先生以及蘇雅婷女士都分別在台灣日報、自立報系與中國時報參與過工會組織，直接從事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益運動。在座談中，三位來賓除了簡單回顧過去那段辛苦的工會組織、抗爭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告訴大家，為什麼他們仍然繼續從事媒體工會的運動，以及為什麼他們認為每個新聞工作者都需要參與媒體工會。

　　三位來賓從過去工會、勞工運動的參與經驗中，首先一致要揭露的是報業的現實，他們認為過去新聞所代表的言論自由與第四權的精神，新聞內容其實都不過是以報老闆的意見為意見。而記者無冕王的光環，在現實生活中也經常要仰賴報老闆之鼻息。

另外袁孔琪更一針見血指出，從工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自解嚴裡來，何以記者的社會地位會從高轉低的歷程，他認為這其實跟記者在面對報老闆的要求與新聞干預時，無力進行反抗、長期以來不願意參與工會運動，以集體力量爭取新聞工作者的權益有關。在沒有力量情況下，新聞工作的理想與神聖，於是乎也跟著勞動者的權益和自主性，一步步受到報老闆的利益所侵蝕，因而逐漸黯淡、甚至失去光芒。

　　因此，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三位新聞工作前輩，至今仍然勞心勞力的參與媒體工會。藉由這次中時事件，三位與談者也勉勵在場的未來可能的媒體生力軍（傳播科系學生們），以及既有的媒體工作者，參與工會的重要。它除了關係到個人作為受雇者的權益之外，更關係到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媒體生態環境，而這是值得每位關心媒體的參與者，不論是勞動者或者公民都應思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