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都要修在職學分，也沒聽說記者要更新執照，記者是一個無照的工作，那麼專業是什麼？」在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於今年四月十七日舉辦的「記協抬槓」座談中，在中央社主跑醫藥新聞超過十年的記者陳清芳如是說。
陳清芳去年獲得第一屆黃達夫醫藥新聞專題研究獎，她以「生死一瞬間：從藥害愛滋到首屆醫藥專題藥害研究獎實務經驗」為題演講，她開場時提及，身為一個醫藥記者，必須從神經再生使癱者站起的醫學新知，寫到有人用保齡球瓶或手機電話塞進肛門的社會新聞。醫藥記者兼顧傳遞醫學新知、替政府公布衛生政策，或是撰寫趣聞軼事等教育民眾的效果，如此化繁為簡的功力，也需要專業。
在醫界不認為記者是專業，記者也不認為自己具有專業的情況下，陳清芳在採訪醫藥新聞的過程中，總是儘量查閱專門的醫學字典，或想盡辦法詢問專家，努力找出連字典都查不到的專有名詞。儘管陳清芳也經常面對採訪時被大牌醫生掛電話的窘況，但卻不以為意，因為她認為：「我的專業可能不如你，但是我至少比你有禮貌。」
媒體工作看起來多采多姿，卻也得面對替長官或親友拜託「關說」醫院病床的壓力，就在陳清芳工作多年，差一點萌生退意的時候，剛好獲悉黃達夫醫藥新聞專題研究獎徵件，她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決定撰寫研究自己向來感興趣的藥害專題，但是在面試那一關，又遇上了「醫師主考官者」對於記者是否具有醫藥專業的質問。
此時陳清芳簡單扼要地回答：「我是新聞研究，不是醫學研究！」醫藥記者可以把一般大眾不太懂的文章，寫成專業的新聞報導，因為清晰的邏輯觀念與多年實務經驗，讓她獲取了此獎項，並在「不得不履行合約」的情況下，強迫自己努力作末牷A繼續待在媒體圈，決定寫完報告「充電」之後再出發。
在現今媒體招募人力限縮、人力高度緊張的情況下，陳清芳好不容易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與同事協調該如何代班，才能夠暫時申請到以留職停薪的方式，專心花三個月的時間投入新聞研究寫作，她說，「寫完報告回來之後還有飯碗的，應該謝天謝地了。」
當了十年醫藥記者，每天穿梭奔忙於一個又一個的記者會中採訪寫作，面對每年固定時間舉辦的類似記者會，以及近年來氾濫成災的「讀者爆料」中，陳清芳已經掌握了其中的新聞節奏，懂得如何在一大堆「垃圾」訊息中找出黃金。
記者的專長在於掌握資料蒐集與採訪寫作技巧，為了把握時間，陳清芳特地自掏腰包請助理，花錢請台大醫學院的學生替他找資料，並靠著平時建立的專業人脈，請朋友幫忙篩選相關資料，在尋找、質疑、論證的過程中，她花了近四個月的時間，寫出長達八萬字的藥害研究報告。
撰寫新聞研究報告期間，陳清芳特地請了一位在日本唸書的學生擔任翻譯，遠赴日本向資深醫藥記者請教當地的藥害新聞事件。在此之前，她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擬定題目，撰寫訪談大綱，做足了專業功課才出發。此時陳清芳發現，不只是CNN的記者會僱請翻譯或助理協助採訪，連日本主跑醫藥新聞年資二、三十年以上的資深記者，也會聘請專業助理協助安排行程。她還提及，在德國，有時需要採訪此類專業資深記者時，還需要付給對方「顧問諮詢費」。
在前往日本政府衛生機關採訪時，共有十五位相關專家共同與會，在兩個鐘頭的時間中盡量發問，並給予相關資料，也遇到有些當場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是日本官方做事負責、嚴謹的認真態度，令陳清芳留下深刻的印象。
陳清芳以日本的治療習慣為例指出，日本醫師習慣在婦女產後打止血針，卻因共用針頭導致婦女感染肝炎，在過去三十年當中，有三十萬名病人組成病友會控告政府，這與台灣的血友病患在醫院施打凝血因子時，在藥劑被污染的情況下因而感染愛滋病的情況極為類似，但是台灣的病友團體卻無法如日本般，有足夠的組織力與團結度。
在藥害制度方面，日本與台灣都採取無過失藥害救濟制度，但是日本在藥物上市販售之後，會主動監測上市狀況並注意藥害通報情況，但台灣卻是在藥物上市之後的「被動監測」，通常是在發現某項藥物出現問題之後，才透過不良反應通報系統，重新啟動安全監視制度。「台灣有醫療糾紛受害團體，但是欠缺有組織的藥害病友團體，台灣現行的制度對病友不利，也是一個因素。」陳清芳分析了當前台灣藥害病友面臨的現況。
「日本與台灣的藥害制度如此相像，但是彼此的交流卻很少，醫藥記者也不會在國際的場合，跟其他記者交流」，陳清芳有感而發地說，藥害事件有時候會引發醫療糾紛，日本的病友團體相當具有組織與影響力，但是台灣則不然。根據統計與陳清芬的觀察顯示，近年來台灣衍生的醫療糾紛事件，大多源自於醫界並未給予患者足夠的關愛與溝通。
記者每天忙著採訪要接幾十通電話，還要想辦法找時間「擠」出專題，「現在老鳥差不多都走了，我入行的時候，還有十七、八年的記者，目前入行並不難，但是記者肩上的負擔，好像比以前更重。」陳清芳說，因為採訪過程中產生的挫折，激勵她一直往前。在寫完醫藥新聞專題研究獎之後的心得是，更加同情病人的處境，也寬容看待醫藥過程中可能發現的錯誤，同時培養獨立判斷的敏銳度，繼續進入研究所進修，持續走上記者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