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坐在金華街清華大學月涵樓討會場裡，一整天，聽了十幾位媒體人報告報禁解除後的專業生涯。他們的說辭、報告重點、角度容或不同，但整體的觀點評價卻是驚人的相似：對解禁後的媒體表現，評價一面倒，幾乎到了痛心疾首；不是一家哭，而是一路哭—-哭訴媒體結構性失序和功能性沉淪，棄專業標準、專業價值於不顧，甚至淪落為國人眼中的社會亂源或人民公敵。
黯淡的專業光環
對於大多數從年輕時代即獻身媒體工作的媒體人而言，這樣的現狀對他們真是不可承受之重。媒體工作，或媒體專業，先天上具有吸引熱血青年投入行業隊伍的魅力，專業的光環，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現實世界裡，投入媒體工作者，當初很大成分上是為了某種懵懂的理想，是真的。媒體工作對他們而言，既是職業，也是生命。
我也在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的網頁上，讀到報禁解除專題文章數十篇；又讀到台灣記者協會「目擊者」雜誌的報禁解除專題。結論很明顯：社會病了，媒體病了；媒體這行業既不受社會尊敬，也沒有遠景；在專業媒體人心目中，報禁到報禁解除這兩套戲碼，說穿了只是「走了警總，來了經理人」，行業的作業標準固然改變了，產業結構也遭逢翻天覆地的重組，其實基本價值觀未變。從專業發展的角度來看，解除報禁二十年的媒體表現，可以論定為「進一步，退兩步」。
這樣說，作者並不是要否定本書不少作者對後報禁時代若干「進步」現象的分析或溢美。作者覺得，後報禁時代，社會解嚴，媒體也解嚴，不令人意外的是：社會因此變得更複雜，傳媒產業也更複雜，而社會與媒體之間的互動千絲萬薄A單純的現象面分析只是換個位置思考，未必能夠掌握現象的本質。我們需要換腦袋來思考。
我覺得對一項專業的基本價值觀的探討，或許以四兩撥千斤，比較容易以歷史的高度掌握全局。後報禁時代我們已經聽過太多的個案了，我們已經掌握了足夠的細節來拼圖，現在需要解釋這個拼圖—-一個宏觀的解釋。
在眾多的解釋架構中，作者認為，從「專業的基本價值」這個觀點來剖析報禁和後報禁這總共六十年間的台灣媒體生態，或野i以跳出、不重複本書許多作者的觀察。
專業才是王道
傳媒產業傳媒工作者是否為專業，過去的討論總結，認為記者的工作雖然不如牧師、醫生、會計師、律師那麼專業，但具有許多與前述專業相同的特徵， 至少可以算是「準專業」，跟教師這個行業差不多。換句話說，是否為「專業」，或多或少跟「專業」的定義寬鬆有關，也跟歷史不同階段的標準有關。以「教師」為例，這些年來，擔任教師必須受過特別訓練，取得資格證照，定期參與專業研習等等，在在反映了某些職業社會學上所謂的「專業特徵」。當記者雖然不需要事先受過什麼特殊訓練，也不需要憑證照工作，但記者的執業過程，泰半需要依照自己的獨立判斷作業，基本上少受他人干涉；當記者也與其他專業相似，需要遵守業界共同擬定的倫理信條或道德規範。在國外某些地區，記者還必須加入專業團體成為會員，定時進修。傳媒確切的專業特質包含了什麼，這裡我們就存而不論，暫時稱傳媒工作為一種專業。
重點在於：社會承認某一個行業為專業，並賦予若干特權—-例如我國出版法（已於1999年廢除）規定政府有責任協助記者的採訪工作，不得推託拒絕–便相對地賦予這個專業某些責任。這個賦予專業責任的背後思維或社會心態，決定了、制約了專業對社會的基本價值或功能。基本價值或功能是在長久的社會生活中產生的，它也許是一個理想或願景，也許是一大堆日常作業細節所纏繞、交織而成的社會實踐，在傳媒這個領域裡，又可稱之為「媒體文化」。重要的是：思路決定去路，對傳媒的思維遲早會反映在這個社會的媒體文化裡。觀察這個社會的媒體文化，反向追索，則思維的性質可以思過半矣。
思路決定去路
第一個思維，我稱之為「工具論」。這個思維把傳媒看成是可以完成某種目的的工具，例如可以傳遞知識、行銷商品、說服民眾、促進民主發展、凝結社區意識等等，傳播學上凡是對於「效果」的論述或典範，多屬「工具論」。
影響深遠的「社會責任論」，便屬「工具論」的典範之一。「社會責任論」宣稱：我們必須承認，大眾傳播機構是一種教育工具，而且也許是最強的（教育工具）。
你也可以說它是統治的工具、民主的工具、社群主義的工具。「工具論」意味，躍然紙上。其他有關傳媒社會功能的論述，像建構社會議題、傳承社會價值等等，也屬之。傳媒這個專業的基本價值，決定於它做為其他體制的工具所能滿足的功能。
第二個思維是「文化論」。相對於「工具論」的短期思考，「文化論」者認為傳媒是社會的一個子系統，與教育、宗教、法律、軍隊長期並行存在，同屬政治大系統的一部份。傳媒的角色，顯現在日常生活中，是政治文化的一環。社會有什麼樣的政治文化，有什麼生活，就有什麼樣的媒體文化。傳媒專業的基本價值， 在於它如何融入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生活成分之一，跟吃喝拉撒同等重要。實施公共廣播體制的西歐各國，其廣電政策大體出於「文化論」的思維。
台灣的媒體文化，無疑被「工具論」主宰著。何以致此，其實不難索解。有威權政府就有報禁，有報禁就有侍從報業的媒體文化。在威權時代，報業（媒體）從來是統治者的侍臣或婢女。稍稍回到台灣的傳媒歷史，你馬上會發現早期的媒體全部由統治者特許，傳媒負責人不是宮廷侍衛就是高級情治人員出身—-都是蔣家身邊的人。號稱「民營」企業的兩大報、無線電視三臺、大部分廣播電台，都得自政治恩賜，更遑論鋪天誚a的黨政軍營媒體。報禁時代的媒體主管新聞局長，除了極少數，其出身不是宮廷就是外交宣傳領域。新聞局長任期滿了， 就轉到國民黨的宣傳機器記續任職。不論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如何絞盡心思藏匿自己的真面目，如何由「中央宣傳部」改名為「第四組」、「文工會」、「傳播委員會」，它主導統治思想的角色，一脈相承，建構了台灣媒體文化的深層結構，並將統治者的主導灌輸到的傳媒產業，直到報禁解除為止。
在這樣的媒體文化思維下，套用葛蘭西(Gramci)的話，媒體的功能是「國家的意識型態工具」。可想而知，傳媒無須政策，從業無須專業。可以說，思維不變，即使報禁解除，也無法撼動這樣的媒體文化分毫。「工具論」思維一出，即注定了台灣傳媒的命運：報禁時代當政治的工具，解禁之後當商業的工具。
媒體人的批判不斷
我幾乎完全同意本書中所有媒體人對媒體亂象的分析，也同意這些年來媒體人，如李豔秋、張作錦、胡元輝、朱立熙等資深從業者，陸續出版專書批判傳媒問題所持的論點。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這麼這多優秀的傳媒工作者，集合起來，卻構成如此不堪，連傳媒人自己都看不過去的傳媒產業？
我覺得前述這許多對現象面的批評，已經夠多了，即是新增若干個案，也不致改變我們對當前現象面的全盤理解。只有改變思維，才是王道。
過去不是沒有思維，只是不對。
即使在威權時代，國民黨政權從來不缺乏對「新聞自由」的論述，並透過文工會、新聞局，甚至協助業者成立「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這樣的組織，來「維護新聞自由」。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總統，都曾對傳媒「濫用」新聞自由而大加撻伐；每年國外組織公佈世界各國新聞自由程度的比較時，我們的政黨及傳媒，隨著計分表上上下下而指指點點。解嚴之後，執政者經常掛在嘴邊的「政績」之一，就是台灣的新聞自由程度評比，由戒嚴時代的一百三、四十名，突然躍為全世界數一數二自由度最高的國家。
對一個國家而言，不僅限於傳媒，任何次系統的思維，不可避免首先要問一個關鍵問題：主體是誰。威權政府之下的主體，不可能是人民，而是統治者，否則這樣的政權就不叫威權政權了。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所謂新聞自由，充其量不過是當權者及其同謀遂行其權、錢、勢的自由。實踐上，最多不超過報老闆的自由。第一線記者只是勞工。聯合報開除它的記者徐瑞希，因為她的報導涉及報老闆朋友的醜聞，冒犯了報老闆一案，活生生戳穿了三百年來現代報業的彌天大謊，謂記者擁有新聞自由，謂人民擁有新聞自由。
在「工具論」的思維之下，相關的政策及現象「目中無人民」，毋寧是預料中的事，無論在黨國主義或資本主義之下，情形一樣，所表現的，只有方式和程度上的差別，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媒體，是供人驅使的婢女，呼之即來，揮之即去。說難聽一點它甚至是為虎作倀的幫凶。它在台灣的社會聲望之低，直逼妓女。難怪媒體界下層哭聲遍野，專業見棄。誰能“Show me the money”替老闆賺錢，誰就是老大；專業與倫理，去他的。這就是為什麼無論媒體人個人的素質再怎麼高，整個產業品質始終遠遠落後於社會其他次系統的主要原因。
傳播學院不願意碰觸的理論
傳媒「工具論」的流毒，迄今不衰。社會向前行，媒體學術新思維「文化論」萌芽多時，卻一直位居邊緣，少有成長的空間。文化論者認為，老百姓是才主體， 媒體就是食衣住行之類的日常生活。媒體的存在構成了一種新式環境，現代人生活其中，須臾不離。因此，提供良好的媒體環境，有如提供良好的空氣、日光、水，是政府的責任。對當代人而言，媒體就是環境，媒體就是文化。人為主體，使用傳媒發聲是一種社會權力，需由政府加以保障。這些是媒體作為專業所以存在於社會、受到尊重的理由，說到底，就是專業的基本價值所在。
這樣的思維，幾乎跟吃喝拉撒一般平常，卑之無甚高論，可能是大學傳播理論家難得青睞的原因吧。
在「文化論」的思維下，政策的選擇就很清楚了。這裡，我不想一一討論各個政策選項，只想談「媒體工作的專業」這個議題。
專業是用來服務人的。不同於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專業工作所服務的，是具有主體性的人，整個服務過程涉及人的尊嚴。宗教、醫療、教育所以是專業，理由大體類此。
透過「專業」鏡框，我們赫然發現台灣媒體界一無所有：沒有政策，沒有任何足以讓專業成長的環境。報禁居然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開放的！開放而沒有規劃，有如生而不育，聽任媒體自生自滅，所以亂象蜂起，不知伊於胡底。
例如，以台灣的幅員，原有四家無線電視台勉強可以生存，開放後，加入一百多家有線電視台（含衛星電視台）競食有限的廣告預算，使得市場大亂，難以為繼，大多數電視台不得不勒緊腰帶過日子，節目品質江河日下。
例如，新聞與廣告不分，政治黑手透過置入行銷，掐住了媒體的脖子。
又例如，七、八家全新聞電視台反覆播送怪力亂神的「新聞」，無異在告訴觀眾：看，這就是台灣社會真貌。
一方面新聞充斥（新聞頻道充斥，密度之高為世界僅見；報紙每天出版十六至二十大張，一週七天，還加上週末增刊），另一方面台灣又極端缺乏新聞，觀眾沒有選擇。媒體公信力低，沒有一家媒體值得信賴到可以為台灣在國際上發聲。媒體關起門來彼此惡鬥，假裝世界不存在。
「媒體近用權」是新的普世人權
開放而無規劃必釀致巨禍，其實是可以預期的。媒體的本質之一，是它的「天然門檻」極高。開辦一家報社、電視台，耗費幾億元或幾十億元是常事。絕大部分人沒有如此財力，因此也就沒有機會行使新聞自由這個民主社會至高的權利冠冕。所謂民眾擁有新聞自由，理論上不存在（法律並沒有賦予民眾「新聞自由」，只有「意見表達自由」），實際上行不通—-除非法律承認了人民擁有「媒體近用權」。
現在可好了。一百多個電視頻道爭逐有限的市場，當電視台無利可圖或賠本時，傳媒的本質便開始發酵：電視台一方面降低製作成本以求撙節開銷，一方面改變內容，以煽色腥或其他更激烈的方式，冀圖吸引觀眾，拉台收視率作為爭取廣告的籌碼。關鍵在於：傳媒天生存在著高門檻，主事者一旦進入，便難脫身。辦電視台不比擺麵攤。麵攤生意不好，說收就收，搬到另一條街立可開張；電視台幾十億資金加上每天開門七件事的費用，逼使經營者只有走上將本求利，以追求人性最大公約數的粗糙節目一搏，而非見勢收攤。入行的高門檻，其實正是退場的高障礙。這是傳媒的特性，別的行業不一定如此。
社會道德家批評電視，總是隔鞋搔癢，誤以為電視經營者都是慈善家，而忽略了傳媒此一高「天然門檻」的本質，在營業狀況不佳時，遲早會露出來，反噬它原本打算服務的社會。
血淋淋的「傳媒邏輯」，完全在開禁當時被忽略了。災難於焉降臨。
傳媒市場從來不是一個自由競爭市場，尤其在台灣，除了公共電視，所有媒體都是私人產業，市場競爭者眾，經營之道便是苟延殘喘，打死不退，以拖待變。這便是當前台灣傳媒產業的生態。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策劃我國公共電視的張繼高先生生前說過的一句話。
大約二十五年前，他談無線電視（當時還沒有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說，要評斷一個國家的電視水準高不高，不難。他說：一個國家如果有三個以上的電視頻道，這個國家的電視水準一定不高。
張先生真是一位完全瞭解媒體高「天然門檻」本質和「傳媒邏輯」的電視達人！ 如果他看到如今的台灣的電視不是三個頻道，而是一百多個頻道時，不曉得他會作何感想。
亟待制訂「大眾傳播基本法」
本次研討會的重頭戲之一，是台大法學院蔡明誠教授呼籲訂立一套符合現代社會所需的「媒體法」，提出了攸關未來「媒體法」瑩瑩大者十四項內容（請參本次研討會另書「台灣媒體再解構」，預定2008年年底由巨流出版）。其主要概念包括了以民眾為主體的立法思維，強調保障「媒體近用權」的重要性，等等，與本文的主旨相符。我覺得這是無比重要的事，值得在這裡狗尾續貂一番。
簡單說，過去訂立的有關大眾傳播的法制，是「工具論」思維；出版法也好， 廣播電視法也罷，基本精神不脫黨國統治色彩，以管理人民而非服務人民為目的；報禁時期和報禁開放以後，管理手法雖然變了，其管理背後的思維如出一轍，專業成長所需的機制，完全付諸缺如。專業缺位，媒體人淪為勞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台灣傳媒產業被扭曲得千瘡百孔，亟待從法制著手，建構媒體新秩序。「文化論」的思維認為傳媒既是環境，是則，傳播權應是基本人權。這樣的觀念早已見諸司法院第364號解釋文。該解釋文指出：除了從媒體接收訊息、嬝疝s聞，人民跳過職業媒體人這一關，直接使用媒體，不受現有媒體「專業」作業過程的剪輯、扭曲，為公益發聲，暢所欲言，是一種新的社會人權。此一人權必須由政府出面安排，加以滿足。
主政者必須瞭解：脈絡變了，現代的傳媒品質，攸關社會生活品質；傳媒產業是文化事業，不再是過去生活中可有可無的點綴品。而傳媒制度性、結構性的重組，需要公權力介入。
本文完稿之際，2008年新總統已經選出。回顧兩位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期間，撇開競選廣告泥巴戰和置入行銷鋪天蓋地不談，他們似乎未曾注意到傳媒這個台灣民主社會的「關鍵力量」，實際上卻是一步步淪為墮落的推手，社會的亂源。
新的法律究竟叫「媒體基本法」還是「大眾傳播基本法」，名稱可以再商量。
重點是：基本思維確定之後，「大眾傳播基本法」的內容規劃，除了蔡教授列舉的十四項，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關鍵，與主體性呼應的內涵，那就是專業的基本價值問題。作者認為，台灣媒體的向下沈淪，一方面受到前述法制的扭曲，另一方面未能建立專業基本價值，致專業意識缺位，都是原因。本書中，好幾位作者悲嘆媒體公信力不彰以及記者自主性消亡，都是專業沒落的指標性現象。
邁向務實的「自律」配套措施
具體地說，在這方面，我建議未來的「大眾傳播基本法」規定向業者徵收「產業發展基金」，例如營業總額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交由業者自行運用於提高專業水準的產業公益活動，如傳媒產業研究、收視率調查、記者進修、新聞評議、頒發新聞獎獎勵優秀從業人員等等傳統專業上稱之為「自律」的活動事項。過去不是沒有這些活動，而是沒有資源配套的相關基礎結構，或認為事情不重要，或訴諸道德倫理勸說，畫餅充飢，形同聽任媒體人自生自滅，致使專業聲望降到谷底。
拯救媒體專業，首需承認傳媒的專業基本價值。要辦這些事，與辦世間林林總總其他事務相同，不就是那句流行語：「金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金錢則萬萬不能。」(2008年3月26日完稿，本文原登載於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出版之「關鍵力量的沈淪」一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