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在溫哥華家中，我為幾個鐘頭前叔明從台北打來的電話而心潮起伏，內心一直不能平靜。

　　在一個多小時的通話中，他心氣虛弱，不斷為女兒小凡出國深造的事操慮不已，也為報社所面臨的變局感嘆再三。消沉的口氣，令我心驚。

　　稍後，我突然接到他女兒小凡從台北打來的電話，她說，「爸爸走了，他往生了！」我登時如五雷轟頂，久久無法接受，叔明竟然就此離開人間。現在回想起來，幾個小時前他打來的那通電話，竟是天人永隔前的訣別。

狂熱的新聞人

　　叔明與我締交始於三十年前。那時我在台中辦學，叔明甫進中國時報才幾個月，即被派為報社駐省府特派員。

　　當時中央政府仍在老法統及戒嚴的體制下，省政府卻因為地方自治的實施多年，而成了觀察台灣主體意識及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省府新聞也向為各家報紙的兵家必爭之地，重要性不言可喻。

　　叔明出任省府特派員時，年方廿八歲，其所以被中時余紀老不次擢拔，寄予重命，我相信，在在與他渾身散發著實事求是的耿直個性，以及對新聞事業的極度熱情，有著密切的關係。

　　民國79年秋天，叔明調回中國時報擔任政經新聞中心主任已有一段時日，日月潭突然發生外商公司員工集體遊湖翻船事件，震驚全台。他立即從台北打來十萬火急的動員電話，也要我盡一切努力試著去取得翻船事件的死亡者名單。

　　當時，我與家人正在日月潭渡假，只見各家媒體競逐這份名單而一無所獲。原因也是遇難員工投宿的這家旅館，遇事驚恐，拙於應對媒體。就在紛亂之際，我意外地發現，這家旅館的會計是我過去的學生，這層關係讓我搶先地取得溺水死亡者名單，並立即以電話口述方式報給叔明。

　　他在收到名單的當晚，又星夜從台北兼程趕到日月潭，馬不停蹄地進行追蹤採訪。叔明是狂熱的新聞工作者，一天廿四小時地生活在新聞的發展中，並且樂此不疲。

中時的「忠臣藏」

　　叔明的一生，從踏出台大法學院校門之後，所有的際遇，包括他的身體與婚姻，都與中國時報的發展息息相關，兩者可謂同舟一命，共其起伏。想要搜尋他的生平事蹟，首要的關鍵詞就是「中國時報」。

　　他在廿八歲時就已經是中國時報的超級方面大員，這也許是他一生最風光的時刻。但是在往後的歲月，作為中時集團的肱骨之士，高風亮節的行事風格，贏得了政壇上各黨各派人士，以及社會上各路人馬的交相推崇。他的成就，來自對中國時報永不止息的奉獻。

　　這位中時的「忠臣藏」，最近幾年目睹國內報業板塊的的慘然推擠，以及自家報社所遭遇的為難窘境，他內心的感懷與落寞，恐怕已不是在表面上放歌縱酒所能掩飾。

　　叔明對新聞工作長年焚膏繼晷的付出，造成健康過度的折損。民國93年，叔明動過換肝手術後，身體更是孱弱不堪，心情也愈發孤寂。每次我從溫哥華來台北與他聚首，相顧唏噓之餘，他的話題總不離對中國時報發展的關懷與憂心。這份忠藎與執著，常使我想起也是新聞記者出身，卻為蔣公鞠躬盡瘁的陳布雷。

　　陳布雷與蔣家，叔明與余家，也許不可盡可比擬，但同樣令人感動的是，長者在事業體中推心置腹地提攜、培植後進；後輩竭盡智慮、鞠躬盡瘁地奉獻給長者的事業體，直至油盡燈枯這種史詩般的人倫故事，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是撼人心弦的。

「嬰兒中酒」般的知己

　　五十六歲英年早逝的叔明，像火鳳凰般獻身報業的熱情，固然令我心儀，但我與他之所以能結為莫逆、情逾手足，還是他那份赤子般的直率與純真，深深吸引了我。曾國藩有「且學嬰兒中酒時」的詩句，正是叔明可愛個性的鮮活寫照。

　　叔明與我有通家之好，兩家時常結伴出遊，足跡與笑聲遍及美、亞各地，也留下無數甜蜜又惆悵的回憶。在旅途上，我家的兒子和女兒，把貌似「嬰兒中酒」的叔明叔叔，視為最受愛戴的大哥哥一般，沒大沒小的玩在一起。

　　提起出國旅行，1985年我們兩家人的日本筑波萬國博覽會之旅，格外令我難以忘懷。

　　當我們踏入筑波萬國博覽會的中國館，我在貴賓室看到一方質地極其精美的印材，壽山石仿古代玉璽形式，周身刻有仙女、漁舟之類藻飾，散發出一股瑩潤蘊藉的風韻，令我愛不釋手。它原是一份預備送給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到訪時的禮物，由於陰錯陽差而未能送出。館方見我殷勤詢問，便表示可以出售，但價格不菲，由於我身上的錢不足以支付，只好萬分頹喪地默爾作罷。

　　從筑波回到投宿的東京，叔明看出我對那塊石頭念念不忘的失落神情，當下就主張結束這趟旅程，把兩家剩下的所有現款都湊出來，次日回筑波把它買下，然後立即打道回台。

　　第二天，我與叔明再度踏進中國館，買下那方印材，並請大陸篆刻大師熊伯齊先生現場奏刀，看他在印材上刻下「山高無坦途」五個篆字，並落了邊款。

　　我興奮的捧著那方壽山石印章，在叔明滿口「太難得」、「太值得」、「真不需此行」的讚嘆聲中，兩家就此結束了這趟日本之旅。

　　每當我回憶起這段快意行事的往事時，對叔明的爽朗豁達與聰慧解人，忍不住要擲筆三嘆。

更結來生未了因

　　十年前我舉家從台中移居溫哥華。兩地的懸隔，反而激起了彼此更多的關切與珍惜之情。

　　記得與他最後一次的促膝談心，是在今年農曆大年初二，他帶著女兒小凡到溫哥華來，不巧碰上我臥病在床，他父女倆陪我在家中盤桓了八天，才返回台灣。

　　這八天，他一再勸我作回台灣長住的打算，又再三敦促我刮去臉上的絡腮鬍，並且把頭髮染黑，一副「相期毋負平生」的神情，似乎期望我，與他一起在台灣開創新的人生。

　　我們全家依依不捨地送他到溫哥華機場，兩人相擁話別，送他登上回台灣的班機。當時我怎麼也想不到，這竟是一趟最後的送別。

　　叔明回台後不久，突然來電話說，他在淡水紅樹林為自己訂下一間預售的公寓，並且越俎代庖地替我也訂了一間。叔明又說，這兩間公寓在同一棟大廈內，相隔只有一個樓層，這樣才方便我們兩家日後朝夕共處並彼此照顧。聽完他的話，我感動得久久不知如何接腔。

　　當我接到叔明過世的電話後，含著眼淚把臉上的鬍子清理乾淨，又把頭髮染黑，就匆匆回台祭弔叔明，我在他的靈前馨香祝禱，願卸下人世勞苦重擔的他，在天國永遠安息。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這是蘇東坡送別其弟的詩句。叔明與我，作為情逾手足的莫逆之交，回首這卅年來的浮光掠影，我們都有太多的未了心願，等待在來生一起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