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基本的人權，因此每每發生食品安全或者公共衛生問題時，都會引起社會大眾劇烈的反映。例如，距今不久之前，引起兩岸、全球各國劇烈恐慌的毒奶粉事件，在新聞的大量放送加上資訊不足的人際討論中，我們都仍記得那情緒強烈的恐慌和氣憤。恐慌著自己、家人和孩子到底吃下了什麼？氣憤著黑心製造廠商還有中國政府怎麼可以這樣隱瞞資訊、不負責任？或者說的嚴重些，草菅人命？
於是在中國與國際媒體串連下消息曝光，而後激起群眾的重視、輿論的壓力，逼迫各國要求老大心態的中國政府和商人負起責任。某種程度來說，媒體的資訊揭露扮演著重要的催化劑，使得民眾有機會表達意見、追求社會正義。然而，若時間再遠一些呢？若受害者訊息再少一點呢？
或許可以嘗試回憶，究竟我們還能記得多少，近十年來多次暴露在螢光幕前的那一張張越南小孩畸形的臉龐？我們至今對越南阿福來台進行整形手術的新聞還感受多少？這些因為越戰期間，美國大量使用「落葉劑」來對付隱身叢林的越共，以致於因為「落葉劑」遺留在土地上的有毒化學物質和世紀之毒-戴奧辛，累積在越南無數婦女，以致於讓她們生出了一個個畸形胎兒，釵h無辜的越南兒童，因為一出生就注定了殘缺的命運。然而，對於這些，我們又能夠有多少的同理？又有多少的受害者，獲得應有的健康和補償？
更不用說，時間更遠在甚至那是在一個資訊容易被隱匿的1979年代，即便就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的妳我周遭，當時台中地區有多達兩千人以上的中下層家庭，因為食用遭受多氯聯苯污染的米糠油，導致身體遭受黑皮症、視網膜病變等問題，這些留在受害者血液裡頭的毒，更遺傳到了她們的下一代。而這樣一個今日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都是一個重大需要被譴責的公共安全議題，卻因為當時媒體和被政府的雙雙忽視，以致於當年這項重大的公共衛生與安全問題無法進入到社會輿論之中。
在那樣年代發生的事那麼我們還能夠感受多少？受害者的人權又能獲得多少社會的重視？這些問題，若不是因為採訪讓我有機會坐在紀錄片〈油症-與毒共存〉面前，我或許也沒有多少機會能思考到這樣的問題。
導演蔡崇隆以紀錄片的形式，邀請大家進入影片，作一個旁觀者，回溯歷史、重現這個這群油症患者的厄運。紀錄片聚焦在當年受害最大的一群團體–台中惠明學校內的師生，影片用著輕快的樂曲、輕哼的歌聲作為配音，穿插著昔日的一張張老照片，以及導演的陳述，烘托著主角：鏡頭前受害者的受訪畫面。紀錄片於是成為重現歷史和生命紀實的窗口，透過一連串的紀實影像，追索這群人30年前因為食用油而意外中毒的始末，以及更重要的，30年後作為持續的受害者、與毒共存的人生。在影片巡迴發表會場上，〈油症-與毒共存〉影像書作者陳昭如說：「導演用很溫柔說故事的方式說這個事情，不會壓力或很沈重。是希望透過這個片子讓大家還能記得，這件事很重要、這些人還活著。」
而透過紀錄片延續出來的問題，則轉變成為：這群人在我們的社會裡，究竟用什麼方式活著？他們是否還在忍受社會不公平的對待？
顯露在紀錄影片中的事實是，30年前的一場油症意外，永遠改變了惠明人的命運，惠明院長陳淑靜回憶這段經歷時，她說：事後有7個惠明人死亡，3個因為癌症，1個跳樓自殺……。至於惠明學校內原本位居社會中下階層、患有視障的學童們，在意外中毒後，身體也發生了病變，最明顯的是外表長出一個個毒瘤，使他們不敢見人。事隔多年後，當面對鏡頭的她們回憶起自身遭逢惡厄運後的童年點滴，還有成長過程與生活時，都程度不一的表達出：多氯聯苯中毒事件，使他們在社會生存的面臨著雙重困難處境。於是，導演在紀錄片內的旁白問著：「他們曾經有過快樂的童年嗎？」
而影片內一位受訪的惠明老師則說：「老師對學生的回應，印象深的不是他們的成長，而是學生的病痛。」
這些由毒所造成的身體的痛，以及來自社會異樣眼光所造成的內心的痛，使得原本應該受到合理待遇與同理的油症受害者，在過去的30年來，幾乎隱身在自己的角落裡，導演陳述說：只有少數人感回憶這段往事。
一個因為懷孕之初中毒，後來生育出問題寶寶的母親回憶，當初生出一個像黑人一樣的小孩，整天帶著孩子看病，她說有時候一天就要看好幾科，皮膚科、內科……什麼科都看，看到最後沒錢，護士就建議，乾脆去看「社會（福利）科」。
不知道當時這位護士是嘲諷還是一種誠心的建議？鏡頭前，那位媽媽沒有多說，只是那一刻，在鏡頭前她忍不住掉下眼淚。
陳昭如說到：「當年受到多氯聯本中毒者，大約是中下層的人，她們原來的社會處境就不好，又吃到了毒，這些人三十年後還沒有脫離那個中下階層的生活，所以以致於對抗身體的毒的時候，她們沒有太多方法，還是窮。」
這似乎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由於油症所造成的衛教問題一直都沒有獲得政府的正視。我們的社會在30年後，對於究竟什麼是油症以及如何處理，都還沒一個普及的知識。因此，現在導演們拍完紀錄片後，進一步展開應有的行動，策劃著成立一個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團體。
作為一個紀錄片閱聽人，經常扮演著旁觀他人痛苦的角色，不論是導演或者看了這部紀錄片的人都是。這個紀錄片在多年後再次再現了這群與毒共存的人，以及社會一個寫實的象徵，我們看到了深一層的現象是：即便健康是作為一種基本的人權，然而權利從來不會自動給應得的人，而需要社會成員共同集結、守護和爭取。而這需要媒介的號召公民們，至於號召的任務，以紀實、關注社會公義與弱勢作為特色的紀錄片，它是一個很好的媒材，這點可以從觀看〈油症–與毒共存〉的在場所有觀眾的反應上得到印證。
因為他們有人舉手說：「我們應該怎麼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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