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台灣開放報禁，但開放後報業問題頻仍。有鑑於此，本文檢視報禁開放的歷程及開放後的報業變遷。
本文認為，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以及管制者的保護與放任下，報業的結構是扭曲的。報禁開放時，管制者卻被動、不作為，放任它持續變形。在缺乏合理的規範下，大報擴張，夾殺小報；大報內部又缺乏民主機制，老闆將報紙作為參與政治的工具；後進的財團報也模仿此種競爭策略，並變本加厲。台灣報業在惡性競爭中內耗，面對外來競爭時更難以抗衡。。
中時、聯合兩大報團投入資源，增加人力從事新聞競爭。在報禁開放前，兩大報即大舉招考記者、編輯、改版、試印，也添購快速的印報機（楊瑪俐，1987: 15）。《中國時報》的人數由2,000人增加到4,200人，一個月的人事費高達一億一千萬元；《聯合報》更有5,600人的規模（刁曼蓬，1990: 23）。
兩大報團在非新聞性的戰場上競烈廝殺。首先，它們投入促銷戰。這些作法包括抽獎、贈品。1989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分別投入二億多在業務推廣上（刁曼蓬，1990: 28）。例如當年《中國時報》推出訂戶、購買者有機會參加「千兩黃金、千萬現金大摸彩」來搶攻市場；《聯合報》也以「關心國事、兩千萬元大贈獎」來鞏固地盤；這兩項促銷的規模分別高達2,200萬元與2,000萬元（譚士屏，2000: 68）。
其次，兩大報團還投入低價競爭戰。報禁開放後，雖然各報曾協議報紙張數上限（六大張）與價格，但兩年內，兩大報「彈性增張」到十大張，而其價格卻與其他中小型報紙的定價相同（十元）；此舉無異低價促銷（馮建三，1995: 7）。而且，兩大報推出晚報時，也在價格上夾殺《自立晚報》 — 當時的老牌晚報。《自立晚報》本來三大張、售價八元；而《聯合晚報》與《中時晚報》卻四大張、售價十元；為此，《自立晚報》不得已也增張（但所加的一張為廣告）並降價為五元。在選戰時，《中時晚報》更以每份一元的超低價來刺激買氣（彭美媛，1990a: 135）。《自立晚報》飽受壓力，大感吃不消。
再次，在發行通路上，兩大報團掌握派報系統。《聯合報》在全國就有1,400個分銷站（刁曼蓬，1990: 25）。《中國時報》也不遑多讓。兩大報團遍佈全台的發行通路，使得總社所編出來的報紙，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出現在全台各個零售商店，甚至送到訂戶手中。這種通路，叫中小型報紙望塵莫及，望路興嘆，經營愈加困難。
綜上所述可知，因為完全解禁，所以在報禁開放後，強者越強，大者越大。三年內，兩大報團在廣告與讀報市場的佔有率上，迅速由七成增加到八成（蘇蘅，2002: 75）。
兩大報以資本為後盾，發動新聞與非新聞的攻勢，重重地打擊了獨立報刊與新報。報禁開放的第一年，有122家報紙完成登記；到了1992年，雖有270家報紙登記，但只有58家真的出報（譚士屏，2000: 42）。其中，主要是舊報系推出的新報，其次是財團所支持的報刊。其他新報均很難生存下來。像是《首都早報》、《環球日報》以及《公論報》等都在報禁開放後兩年內休刊。連《自立晚報》（在報禁開放前頗有根基）在1994年也轉手。7由此可見，報禁開放後，大報縱橫市場，嚴重地壓縮小報；不少小型報刊中箭落馬，退出競賽。
然而，歷史的因素也限制了兩大報在市場上的定位。在侍從體制下，《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老闆由於有政治上的傾向及「關係」，因而過去能享有特殊的優惠。但是也因為過去的傾向及「關係」，他們主動參與了當時的政治鬥爭（即國民黨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林麗雲，2000: 128-129）。而且，因為報禁開放時政府也未訂定產業民主的規範，因此報老闆的政治理念，經由其核心幕僚（即社方所提拔的管理階級）主導了言論政策與新聞偏向（習賢德，2007: 302-351）。但這樣的言論與偏向只反了應老闆的立場，而不是內部員工與社會上眾多讀者的想法。
報老闆的傾向不僅主導報紙的方向，也可以影響其位置。在1992年的退報運動中，《聯合報》老闆的立場就影響了它在市場上的位置。在國民黨內的流派紛爭中，《聯合報》老闆的意識型態接近過去國民黨的舊意識型態（終極統一），不同於當時國民黨主流派以及本土社團的思維（台灣本位）。1992年10月30日，《聯合報》頭版刊出中共總理李瑞環的談話，指中國大陸為了消滅台獨，將願意中止經濟建設，犧牲流血，前仆後繼，在所不惜。國民黨主流派及社會運動團體對此深表不滿；後者更指出《聯合報》是「中共的傳聲筒」，因此發動「退報救台灣」、「我家不看《聯合報》」運動，此即所謂退報運動。
面對社會團體的抵制，《聯合報》採取敵對立場。首先，對於退報運動團體的言論，《聯合報》認為其已構成「加重誹謗罪」，因此訴諸法律行動，控告這些團體的負責人。其次，在控告的同時，《聯合報》以整整三大版的版面表達其立場，批判退報運動。該報說，「何以我們這個社會的大多數，能容得下這少數人；而這少數卻欲藉反民主、反自由、反法治的手段，來傷害我們大多數人所支持的資訊自由的社會法則？」（《聯合報》，1992年12月29日: 5）。隨著訴訟官司的發展，《聯合報》與本土社團的衝突越來越高，其「反本土化」的形象也越來越深。之後，其在統獨的言論光譜上，也被放在「統派」的位置。8
相同地，在1995年後，《中國時報》也因為老闆的政治主張而設定立場。在國民黨內的流派紛爭中，《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的立場本來較不明確。但是當主流派的李登輝發表「兩國論」後，余紀忠即開始與主流派分道揚鑣。根據該報主筆的回憶，關於報社言論的方向，余紀忠會親自下達指令，要主筆改社論，而且主筆「只是代書」（楊渡，2008: 386-387；俞國基，2008: 166）。但是當《中國時報》的立場越來越鮮明時，也損失了部份（特別是南部）市場（田習如，2002: 78）。
由此可知，在沒有規範的情況下，兩大報團有得有失。兩大報團因其所累積的資源而不斷擴張。但是，也因為沒有規範（如產業民主），於是報社仍由老闆的意志主導，甚至與市場有了衝突卻無法自我矯正。在此矛盾之中，後起之秀如果有財團的穩定支持，便有機會挑戰兩大報的龍頭地位。
當《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因意識形態而與市場產生衝突時，《自由時報》加碼進場，尋找生財之道。如上所述，兩大報維持優勢的方式，主要靠資本與促銷競爭 — 這也成為新聞戰場中無形的規則；也就是只有財力雄厚者才能進場。《自由時報》的老闆林榮三即挾帶資本，由房地產轉戰報業。而且他以對手為師，模仿兩大報的競爭手法，但推動更大規模的促銷。當《聯合報》被稱為「中共的傳聲筒」時，《自由時報》自號是「台灣人的報紙」，並藉此經營政商關係。
報禁開放前夕，《自由時報》開始從事新聞競爭。它招募人力，搬入台北市區；又跟上兩大報，添購高斯印刷機（《動腦》，1989: 22）。但是，兩大報先前早已累積了人力與經驗。在新聞上，《自由時報》無法立刻與兩大報一爭長短，並駕齊驅。在1989年，當《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各有43億與45.3億的廣告量時，《自由時報》的廣告量才不到2億（1.89億）（王彩雲，1991: 13）。
為了打開市場，《自由時報》便師法兩大報，從事促銷競爭。如前所述，在1988年，兩大報分別斥資2億促銷。1992年，《自由時報》也投入1.6億促銷。一年內，其廣告額成長了七成一；由1991年的2.12億，增加到1992年的3.63億，但這距離《中國時報》的（1992年）57.38億與《聯合報》的54.46億，仍有甚遠，可謂瞠乎其後（《動腦》，1993: 19-20）。因此，在這場促銷戰中，《自由時報》所得到的廣告效益還是有限。
為了急起直追，《自由時報》再推「贈閱報」。1995年底，《自由時報》執行「贈閱計劃」，目標是都會區，9其中除了機構，還包括兩大報的訂戶。為此，《自由時報》一個月便投入約2,500萬到3,000萬元；當時該報自稱發行量已達90萬份；但根據《天下雜誌》的估計，其中三成為免費報（刁曼蓬、游常山，1997: 64-65）。該報的廣告量成長了八成三，由1996年的18.5億成長到1997年的34.0億，但依然比不上對手；同（1997）年，《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還有65.5億與55.3億的廣告進帳（《動腦》，1998: 59）。因此，《自由時報》還必須再下猛藥。
《自由時報》最關鍵的一戰，是堅持壓低價格，絕對不漲價。1996年1月，當兩大報將售價提高到15元時，《自由時報》卻一直守在10元的價位。有些《自由時報》贈閱報的讀者本來是兩大報訂戶，可能由於訂費便宜之故，便轉訂《自由時報》。這波價格戰後，兩大報的發行量，掉了一成三到二成之間。《自由時報》接著又宣布「閱讀率為第一」，並將廣告價格調高四成（刁曼蓬、游常山，1997: 62）。之後幾年，《自由時報》的廣告量逐年增加：1996年18.5億，1998年增加到44億，2000年保持44.2億，但已超越《聯合報》（42.0億），2002年為40.8億，再趕過《中國時報》（38.9億），賺進最多的廣告量，可謂後來居上（《動腦》，1999: 36；2002: 57；2003: 39）。
在一面與兩大報打促銷戰時，《自由時報》老闆也與兩大報老闆一樣，把報業當成個人的政治工具。他將個人的意志加諸報紙（包括言論政策與新聞方向），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好惡，保護個人的商業利益，還親自指導主筆群（曾嬿卿，1993: 247；林瑩秋，2002: 94-95）。而且，正如兩大報一樣，《自由時報》也沒有員工參與的機制，甚至規定不能設立工會。在沒有產業民主的機制下，老闆的意志與利益主導了《自由時報》。
又如兩大報老闆一樣，《自由時報》老闆也參與政爭。1990年代初期在國民黨分裂的紛爭中，當《聯合報》站在非主流派的立場與李登輝對壘時，《自由時報》則力挺主流派李登輝。接下來，正如兩大報老闆於1969年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一樣，林榮三也在1993年起擔任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在此同時，《自由時報》也打出「本土牌」，標榜自己是「一份為兩千一百萬人所辦的報紙」，藉此與兩大報團區別開來。
對於《自由時報》的行銷策略與定位，兩大報深感威脅，但卻無法要求公權力介入。報禁開放時，兩大報鼓吹完全解禁，而管制者也未規範報業的市場行為（如競爭策略與公開商業資料），結果長期下來報業卻自食其果。在1994年，新黨與汐止鎮長廖學廣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介入《自由時報》的促銷。他們指出：《公平交易法》十九條規定，事業不得「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但是，該委員會仍認為《自由時報》沒有違法，理由是《自由時報》的促銷雖為「利誘」，但並沒有明確的發行數字足以證明《自由時報》的促銷活動已妨礙了公平競爭（楊仁烽，1995: 87）；10而《自由時報》也宣稱，它爭取到的是《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讀者，而不是搶走了其他小報的讀者（馮建三，1995: 6）。
在一片廝殺聲中，台灣三大報鼎立（約自1997年之後）的結構大致底定。這三大報的言論政策與新聞偏向，受制於老闆的政治立場。報社內也沒有機制（如員工或讀者參與）來協助回應讀者的需求。但是這樣的經營方式卻作繭自縛。也就是說，各報各依其老闆的政治立場，分化成藍／綠報紙，抓住特定意識型態（如深藍、或深綠）的讀者。《自由時報》佔了綠色的地盤，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則固守藍色的天空。最後，三大報也只能固守基本盤，不再有1980年代百萬大報的榮景。（本文為部分摘錄，詳細內容請參見《台灣傳媒再解構》一書第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