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年來，中國傳播學界思考傳播學的危機、範式內容和學派，檢討北美主流經驗主義學派的不足，認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學派——媒介環境學。本文論述媒介環境學問鼎傳播學主流學派的勢頭，回顧國內學界對該學派的認識過程，主張深化對這個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
關鍵字：媒介環境學，學派，傳播學
一、中國學界的反思
傳播學引進中國大陸20年有餘。這門學科如何發展？這是新千年以來傳播學界關注的重點。就我所知，朱光烈預言傳播學將會成為顯學，陳力丹每年以年終專搞的形式追蹤並評述傳播學的發展，國內著名的新聞出版學界眾多網站上論學科發展的文章難以計數。
近年來，學界敲響傳播學學科危機的警鐘，呼喚傳播學範式革命的自覺意識。突出的成果有：陳衛星的《麥克盧漢的傳播思想》和《傳播的觀念》，胡翼青的《傳播學：學科危機與範式革命》，陳力丹的《試論傳播學方法論的三個學派》和《胡翼青<傳播學：學科危機與範式革命>筆記》。
同時出現的創新苗頭，令人鼓舞。邵培仁等探索的媒介生態學就具有原創的價值。
傳播學是泊來品，任何的發展創新都必須以引進為先行。中國媒介生態學的發展必須以清理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為前提。媒介環境學是什麼樣的流派呢？西方傳播學有一些什麼流派呢？它們彼此之間有一些什麼樣的關係呢？筆者準備用幾篇文章談談初步心得，就教於同仁。
大中華學界對傳播學的劃分眾說紛紜，但大同小異，多則五派，少則三派，五派之說一般是：經驗－實證學派、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政治經濟學學派和技術學派。
三派之說持論者比較多，但主張各有不同：（1）經驗－功能、控制論和結構主義[註1]（2）經驗－功能、技術控制和結構主義符號－權力[註2]，（3）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註3]，（4）社會科學研究、詮釋研究和批判研究[註4]，（5）社會科學研究範式、詮釋研究範式和批判研究範式[註5]。
然而，一般地說，為了簡明起見，學界比較喜歡突出兩個影響最大的學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圈內人士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影響最大的另一個學派，是近年才出現的潮流。陳力丹對這個潮流做了很好的概括：
我們歷來把傳播學劃分為兩大派：經驗主義學派和批判學派。近來讀了陳衛星和胡翼青的書《傳播的觀念》、《傳播學：學科危機與範式革命》，很受啟發。我贊同他們將傳播學劃分為三個學派，雖然表述方面存在差異，但是總的看法相同。陳衛星劃分為經驗－功能、控制論、結構主義方法論三個學派；胡翼青劃分為經驗主義、技術主義、批判主義三種研究範式。
但是，對這個影響很大的第三學派如何命名，一時卻難以統一意見，我自己也有一個深化認識的過程。
2002年，和國內大多數學者一樣，我認為這個學派的思想是技術決定論。在《多倫多傳播學派的雙星：伊尼斯與麥克盧漢》[註6] 這篇文章裡，我說：「20世紀下半葉，多倫多大學升起兩顆學術明星：麥克盧漢和伊尼斯。他們背景殊異，卻情趣相同，共同建立了傳播學的一個學派：媒介決定論。」
2003年，我試圖修正對麥克盧漢的判斷，指出他是面向未來的技術樂觀主義者。在《天書能讀：麥克盧漢的現代詮釋》一文裡，我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他絕對不是鼓吹技術決定論的人，他是要我們回歸身心一體、主客一體的理想境界。麥克盧漢不僅是當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孫後代的朋友。他是一個面向未來的人、預言希望的人。有他的話為證：「為什麼不可以實現思想的前饋呢？就是說，為什麼不可以把世界意識聯入世界電腦呢？憑藉電腦，從邏輯上說，我們可以從翻譯語言過渡到完全繞開語言，去求得一種與柏格森預見的集體無意識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無意識。因此，電腦預示了這樣一個前景：技術產生的普世理解和同一，對宇宙理性的濃厚興趣。這種狀況可以把人類大家庭結為一體，開創永恆的和諧與和平。」[註7]
近年來，學者們給這個學派的命名還有：惟技術決定論[註8]，技術哲學[註9]，媒介生態學[註10]。總體上說，對該學派的批評有三個顯著的特色：一是批評多於研究、膚淺有餘、深入不足，二是評價逐漸趨於肯定和公允，三是開始考慮如何給它重新命名。
2002年，在《媒介分析：傳播技術神話的解讀》一書裡，張詠華重新認識並肯定了麥克盧漢的學術地位，儘管如此，她還是持比較挑剔的立場，認為麥克盧漢「陷入惟技術決定論的極端」。在《新形勢下對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再認識》的文章裡，她認為麥克盧漢缺乏辯證的觀點：「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主要缺陷，在於他在探討媒介與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關係中缺乏對於因果關係的辯證認識，一味只將傳媒技術當作變化的動因，既不考察導致媒介技術本身的產生與發展的社會歷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變遷複雜現象之多因複雜組合，試圖以機械的媒介單因說解釋一切變遷。我們應將麥氏肯定科技的決定作用的觀點，同他在認識論上的機械化，區分開來。」[註11]
與此同時，學界也出現另一種傾向：同情和理解麥克盧漢的立場。在《媒介決定論？有失公允——麥克盧漢技術哲學觀評析》（2004）裡，蔣甯平旁徵博引，把立論重點從批評轉向肯定。他對「技術決定論」提出反批評，把麥克盧漢的思想命名為技術哲學。首先，他指出有必要深入研究麥克盧漢：「許多的著作或論文介紹麥氏媒介理論時都只是『老三論』：延伸論、訊息論、冷熱論，然後就判定為『媒介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高度趨同的意見並不一定完全正確，我們有必要對此做出深入分析。」同時他認為，麥克盧漢的技術哲學可以稱之為溫和的技術決定論，並且斷言，溫和決定論是一種非決定論：「從嚴格意義上講，溫和決定論已經是一種非決定論了，是一種走向了互動、融和的觀點。」然後他明確指出，既然麥克盧漢是技術樂觀主義者，我們就不該說他是技術決定論者。
近年來，國內研究「麥克盧漢「學派的視野逐漸擴大，引進該學派的代表作品逐漸增加，要者有：尼爾‧波斯（茲）曼的《娛樂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保羅‧萊（利）文森的《數字麥克盧漢》，《思想無羈》和《軟邊緣》（似應譯為《軟利器》），約書亞‧梅羅維茲（茨）的《消失的地域》，凱利（瑞）的《作為文化的傳播》。
2003年，崔保國嘗試給這個學派命名。他意識到，北美的media ecology和國內的「媒介生態學」並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說：「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原發的，而不是引進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我們國家的媒介生態學研究目前的切入點，主要立足於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然而遺憾的是，雖然他意識到這兩個學派的不同性質、物件和宗旨，他還是把北美的media ecology翻譯成「媒介生態學」。這就引起了不必要的混亂。那麼，應該如何翻譯media ecology呢？我們又應該如何區分這兩個不同的學派呢？
二、媒介環境學辨析
在《媒介是條魚——理解媒介生態學》裡，崔保國指出中國「媒介生態學」和北美media ecology的區別：「從全球來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應該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態學研究中，又分為加拿大的多倫多學派和美國的紐約學派。提起媒介生態學，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多倫多學派……」，遺憾的是，他卻用同樣的名字來稱呼中國和北美這兩個取向不同的學派。
但要比較準確地給這個學派命名，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這個學派從1968年命名到1998年成立學會，整整經過了30年的時間。筆者對這個學派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我關注、譯介並研究北美media ecology這個學派，將近20年，發表論文7篇（《麥克盧漢在中國》、《媒介革命與學習革命》、《媒介即是文化》、《碩果永存——麥克盧漢媒介理論述評》、《多倫多傳播學派的雙星》、《天書能讀：麥克盧漢的現代詮釋》、《麥克盧漢的學術轉向》），出版譯著10餘部（《理解媒介》、《麥克盧漢精粹》、《數字麥克盧漢》、《麥克盧漢：媒介及信使》、《思想無羈》、《傳播的偏向》、《帝國與傳播》、《手機：擋不住的呼喚》、《機器新娘》、《麥克盧漢書簡》、《真實空間：飛天夢解析》等）。目前，我參與主持的4個傳播學譯叢和這個學派關係密切，它們是：「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麥克盧漢研究書系」、「萊文森研究書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媒介環境學譯叢」（北京大學出版社）。
然而，如何命名這個學派，卻是我近兩年才認真考慮的問題。促使我注意給media ecology這個術語定名的，有這麼幾個因素：（1）思考多倫多學派和紐約學派的關係；（2）思考給「技術決定論」一個更加妥帖的命名；（3）根據旅美學者孫振濱先生的建議，開始研讀Media Ecology學會的網站，閱讀尚未讀過的相關書籍；（4）從國內外學者蔡騏、陳力丹、陳衛星、崔保國、胡翼青、劉建明、潘忠党、陶鶴山、王怡紅、楊茵娟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啟示；（5）李明偉和丁未兩位博士的到來、幾位著名學者的到訪，對我的思考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Media ecology這個術語的首創者是麥克盧漢，但正式使用者是尼爾．波斯曼。根據麥克盧漢建議，波斯曼在紐約大學創辦了media ecology專業和博士點。起初，大陸學者把media ecology直譯為「媒介生態學」，旅美學者林文剛也採用直譯的辦法。但這個「媒介生態學」和國內學者首創的「媒介生態學」並不是一回事。應該怎麼翻譯才妥當呢？
2005年秋，李明偉博士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到深圳大學任職。自此，我們開始切磋北美這個學派的譯名問題。他的博士論文題名《媒介形態理論研究》，其中所謂的「形態理論」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學派，因為這個學派強調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內容。
同時，丁未博士從復旦大學到深圳大學任職，她剛剛翻譯出版了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凱利（瑞）的代表作《作為文化的傳播》。於是，我們3人就開始考慮北美media ecology學派的譯名問題。
去年底和今年初，臺灣政治大學的陳世敏教授和美國新澤西州威廉‧派特森大學的林文剛教授分別訪問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使我們有機會進一步切磋這個北美傳播學派的譯名。經過幾個月的跨洋飛鴻，我們決定採用究其實而不據其形的辦法給這個學派定名，也就是說，根據該學派的根本性質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應該定名為「媒介環境學」，而不採用幾年來已經在使用的「媒介生態學」。我們先後考慮過的其他譯名比如媒介哲學和媒介形式學都一一放棄了。
林文剛博士任媒介環境學會副會長，為弘揚媒介環境學而撰寫並編輯了該學派的一本小百科全書似的文集《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註12]。這本書甫一出版即獲殊榮，半年之內就售出中文、韓文、西班牙文版權，並獲2006年媒介環境學會「路易斯‧芒福德傑出學術成就獎」。他委託我擔任中文版翻譯。在該書的中文版序裡，林文剛博士寫了這樣3段話：
我們用媒介環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開就這門學科的定義和范式講話時做了這樣的表述：媒介環境學把環境當作媒介來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媒介環境學至少有3個層次上的概念：符號環境、感知環境和社會環境。換句話說，媒介環境學研究作為符號環境的媒介、作為感知環境的媒介和作為社會環境的媒介（即傳播媒介在社會裡的角色）。這些概念顯示，媒介環境學如何強調人在媒介研究中的作用，它又如何研究人與傳播媒介的關係。
之所以選擇媒介環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這個詞本身體現並喚起環境保護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觀念和實踐；反過來，它使人看清媒介環境學人文關懷和身體力行的一面，說明它是一種實踐哲學、一種社會思想學說……「踐行」媒介環境學和「研究」媒介環境學，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媒介環境學的天然使命是促使這個世界成為更加適合人生存的地方和環境。
為了維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議把迄今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裡media ecology 的譯名從媒介生態學一詞更名為媒介環境學。
三．從邊緣到中心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麥克盧漢在致伊尼斯的信裡就憧憬組織一個傳播學派[註13]。但是，這個學派在他們兩人去世幾十年以後，才打進北美傳播學的中心。
正如美國的大多數學科一樣，北美傳播學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強調務實，打上了強烈的實證主義烙印，非常注重研究競選、宣傳效應、通訊控制、管理操作、廣告實務、公關方略、媒體經營、傳媒的直接和短期影響等等。思辨的、哲學的、形而上的、宏大敘事的、人文關懷和道德關懷的研究，不太容易打進核心的學術圈子。批判學派從歐洲向北美的流布也是非常緩慢的，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新左派的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研究進入北美傳播學的核心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麥克盧漢批評美國文化和廣告崇拜的《機器新娘》（1951）居然賣不出去，那是因為他太超前了，他比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早了十幾年！他在批評學派裡超前的地位，至今沒有受到應有的承認和重視，傳播學主流學派的學術霸權實在是盤根錯節。
伊尼斯以深刻的歷史洞察力給加拿大人敲響警鐘，呼籲政府和人民抵制和反抗美國的文化霸權，所以他沒有得到主流學派足夠的尊重。麥克盧漢編輯《預警線通訊》（DEW－LINE），自詡為美國文化的遠端預警系統。他認為，加拿大具有「邊疆人」的優勢，因為加拿大人可以拉開距離觀照美國文化，而且擁有英國傳統和北美傳統的雙重優勢。他說：加拿大是「遠端預警系統的國家，這是看不見的環境的組成部分。這是一個純資訊的邊疆，是各種邊疆中獨特的邊疆……這是20世紀出現的邊疆，它改變了我們與自己的關係，也改變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註14]
尼爾．波斯曼以猶太人特有的精明洞悉電視等電子媒介對文化素養的侵蝕，旗幟鮮明地提倡傳播學和教育學的現實關懷、人文關懷和道德關懷。他不囿於傳播學瑣細的資料研究、統計分析，不進行命題作文式的對策研究，不為資本和選舉機器服務，反而主張學者發出逆潮流的呼號、提出認真反對的異見。
20世紀60年代，麥克盧漢在北美的影響蒸蒸日上，但北美主流的學術圈子對他的挑剔多於肯定。學界對他的評價反映在兩本批評論集裡：《麥克盧漢：冷與熱》[註15]和《麥克盧漢：毀譽參半》[註16]。如果說，這兩本書對麥克盧漢的批評還比較公允，那麼，1983北美傳播學主流刊物《傳播學雜誌》的特刊《傳播研究領域的發酵》[註17]，仍然把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媒介環境學派拒之門外，甚至到10年之後的1993年，《傳播學雜誌》的兩期特刊《學科展望之一》和《學科展望之二》[註18]，仍然頑固地漠視媒介環境學的存在。
然而，就在這個90 年代，北美媒介環境學的滾滾洪流再也阻擋不住了。此後的10多年裡，麥克盧漢的大型專題研討會先後在紐約、多倫多、悉尼等地召開，《澳大利亞國際媒介》2000年春季號出了一個《重溫麥克盧漢》的專欄，刊發了8篇份量厚重的文章。媒介環境學的研究隊伍迅速壯大，研究物件從伊尼斯、麥克盧漢擴大到尼爾‧波斯曼（Neil Postman）、詹姆斯‧凱利（James Carey）、沃爾特‧翁（Walter Ong）、埃裡克‧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伊莉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本傑明‧李‧沃爾夫（Whorf, B. L）、雅克‧艾呂爾（Jacques Ellul）、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派翠克‧格迪斯（Sir Patrick Geddes）、阿爾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諾伯特‧維納（Norbert Weiner）等。
到了世紀之交，媒介環境學會（MEA）終於打進北美傳播學的主流圈子。學會的發展過程留下了三個顯著的地標：1999年成為美國傳播學會（NCA）的分會，2002年成為美國東部傳播學會的分會，2003年成為國際傳播學會的團體會員。目前，它編輯出版的刊物有《媒介環境學探索》（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和《媒介環境學通訊》（Media Res），均由漢普敦出版社（Hampton Press, Cresskill, NJ, USA）出版發行。
2006年，林文剛博士撰寫和編輯的《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是該學派的另一個里程碑。這本書是媒介環境學的小小百科全書，由13為學者分頭執筆撰寫。甫一出版，它立即引起世界各地學者的注意，中文版、韓文版、西班牙文版即將問世。在2006年的媒介環境學會年會上，它又在候選的35部著作中脫穎而出，獲得路易斯‧芒福德傑出學術成就獎。在研讀並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有幸進一步研究了這個學派。現在看來，媒介環境學派已經進入自覺反思、系統總結、清理遺產、推陳出新、問鼎主流的新階段。
在未來的幾年裡，筆者準備寫幾篇文章推薦並重估這個學派，同時從該學派的30余部代表作裡挑選急需引進的幾部著作，用譯從的形式交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呼應國內傳播學界對學科發展的反思和批評。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2006年第六期
何道寬：
曾任深圳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語言文化翻譯所所長，現任中國跨文化交際學會副會長。譯有：《思維的訓練》、《裸猿》、《文化樹》、《超越文化》、《理解媒介》、《麥克魯漢精粹》等書。
註1：陳衛星，《西方當代傳播學學術思想的回顧和展望》，《國外社會科學》，1998年第1－2期。
註2：陳力丹，《試論傳播學方法論的三個學派》，傳播學論壇，2005-9-2。
註3：楊茵娟，《從衝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範：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國際新聞界》，2004年第6期
註4：蔡騏，《傳播研究範式與中國傳播學的發展》，中華傳媒網，2005-10-19 。
註5：潘忠黨，《傳播媒介與文化：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研究的三個模式》，《現代傳播》1996年第4期與第5期。
註6：何道寬，多倫多傳播學派的雙星：伊尼斯與麥克盧漢，《深圳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註7：何道寬，《天書能讀：麥克盧漢的現代詮釋》，《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註8：張詠華，《媒介分析：傳播技術神話的解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註9：蔣甯平，《媒介決定論？有失公允——麥克盧漢技術哲學觀評析》，人民網，2004-10-28。
註10：崔保國，《媒介是條魚——理解媒介生態學》，《中國傳媒報告》，2002年第1期。
註11：張詠華，《新形勢下對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再認識》，《現代傳播》2000年第1期。
註12：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ed. Casey Man Kong Lum, NJ: Hampton Press，中譯本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13：1951年3月14日麥克盧漢在1951年致伊尼斯的信中說：“親愛的伊尼斯，謝謝你重印的講稿。這給我機會說一說對你的傳播研究的興趣。比如，《帝國與傳播》裡有些話似乎暗示說，有可能組織起整整一個學派。”——《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14頁。
註14：《麥克盧漢如是說：理解我》，斯蒂芬妮‧麥克盧漢、大衛‧斯坦斯編，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06頁，2006。
註15：Stearn, G. E. （Ed.）（1967）. McLuhan: hot and cool: A critical symposium .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註16：Rosenthal, R.（Ed.）（1969）. McLuhan: Pro and con（pp. 270-3-8）. Baltimore: Penguin.
註17：《傳播研究領域的發酵》（Ferment in the field [special issue].（1983）.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3), 1-368）。
註18：《學科展望之一》（The future of the field I [special issue]）（1993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1-238；《學科展望之二》（The future of the field II [special issue]. （1993b）.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