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雷電、火災和父親，這是日本人的四最怕。”
40餘年前初抵東京時，就從日語班的課文中牢記了這句話。
雷電和火災我們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地震和發怒的父親在日本人眼中為什麼那麼可怕，老實說，我們幾位來自東南亞的留學生都不太理解，只是把它當為有趣的日文來背誦。
但很快的，大家都對地震有所體會，特別是裡氏二、三級或更微弱的小地震，可以說是常有的事。由於這些微小的地震頻繁發生，不少住在老朽的日式木屋的同學經常開玩笑地將來訪腳步粗重者和小地震相提並論，表示兩者難以區分。
正因為日本是一個火山多、地震頻繁發生的國家，到日本久的人都多少知道地震來時的一些基本知識。其一，是迅速躲到一個牢固而空間不大的地方，如桌子底下等；其二是保持鎮定，不要慌張；其三是迅速聽廣播或者電視，以便獲取最準確和最新的“地震速報”資訊；其四是千萬不要輕信任何“風聞”與謠言。
地震是生活的一部分
至於學校、機關單位和各社區等更定期舉辦防震、防（火）災的演習，特別是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後，災區住民慘遭人命、財物的傷害與損失的教訓之後，防震、防災的意識在民眾間更獲得深入的展開，百貨店堆滿各種防震、防災必備的配套背包是一個例子。各學校、機關單位和社區的防震、防災的避難演習更為頻繁是另一個例子。與此同時，不少單位和社區都有內部緊急聯絡網，以便在“萬一”的時刻可以相互照應和聽取指揮。
可以這麼說，對於與地震共生，或者說地震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日本人來說，他們早已做好地震隨時到來的心理準備，阪神大地震的突如其來和慘痛的經驗教訓，更加強了他們這種有備無患的意識。在地震面前，必須鎮定和聽指揮，儼然不是我們非地震國國民所能想像的。日本人之所以臨危不亂和井井有條，顯然是上述對地震之畏懼與無奈之對策，及長期以來不斷的防震避難訓練的結果。
瞭解了日本人這種有備無患的危機感心理及其自幼就反復接受的各種避難訓練，人們對日本人在這回地震的第一時間保持冷靜、鎮定態度及其井然有秩的現象，固然可以給予高度評價和歎為觀止，但卻不宜將之解讀為或提升至高度與此並不相稱的“高素質”的“國民性”和“民族性”的層次。
地震與排外悲劇教訓
地震問題之所以忌諱與日本的“民族優越性”相提並論，是有歷史原因的。
1923年，緊隨著關東大地震發生的，就是“朝鮮人要趁亂放火、搶劫及朝井水投毒”等惡毒謠言的大量流布。接著便是軍警和各地的“自衛團”有組織地“獵捕朝鮮人”，結果造成6000多名無辜的朝鮮人被屠殺，另有700多名華工遇害。“地震”、“謠言”與排外的“種族歧視”，遂成為了日本近現代史上每當談起其中任何一項話題時都常會相互聯想起的關鍵語。
筆者是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日本學習新聞學的，當時就發現，有不少老師和同學（特別是社會心理學系出身者）都在熱心探討和研究“地震與流言蜚語”的課題。與此同時，也有部分開明的知識份子在對“關東大地震與屠殺朝鮮人”的事件進行反思，並致力於反對“大和民族優越論”、“日本人特殊論”的提倡。
警惕“大國意識”與“優越論”
對於這些現象，筆者當初是感到百思莫解，但在瞭解上述歷史背景及與旅日朝鮮人交往、交流之後，筆者終於明白了“地震”、“謠言”與“種族歧視”三者的相互關係。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市民團體和大學生之所以對當局主導的東京奧運會（1964年）、明治百年紀念活動（1968年）和大阪萬國博覽會（1970年）持批判或消極的態度，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大國意識”的鼓吹會重燃或助長戰前“大和民族優越論”的氣焰。
也許是因為關東大地震與流言蜚語曾給有良知的日本人和旅日朝鮮人帶來心靈的深痛，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後，一些有識之士除了批評當局低效率的救災手法之外，也為1923年排外悲劇並未重演而感到欣慰。
邁向國際化的努力
與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的混亂現象相比較，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的日本社會，不論是災區或非災區，確實是有巨大的改進。不少論者在總結阪神大地震的經驗教訓時，之所以刻意強調“國際化城市”神戶不同民族災民互助精神之可貴，及對來自各地的志願者給予熱烈的掌聲，無非是要借此機會，向日本民眾灌輸和推廣多元社會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思想和精神。
在探討有關大地震與國際化社會的問題時，也有一些日本熱心人士力促當局以各種文字和語言、印刷和廣播有關防震、防災，避震、避險的手冊及其相關資訊。
在這回的大地震發生之後，不少地區都有面向外國人的不同語言的廣播，顯然是和這些開明人士長期以來的努力分不開的。對於這些國際視野寬大的日本人士的努力，我們是應該給予高度評價的。
不過，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不少外國媒體在第一時間對日本人平時有備無患的訓練，及在試行錯誤中接受慘痛經驗教訓後逐步體現的“鎮定”“井然有秩”與“國際化”的現象進行解讀時，並不十分瞭解或忘記了前述的基本事實和史實，而不慎掉入了戰後日本和平人士深引為憂的“大和民族優越論”、“日本人特殊論”的陷阱。
借題提倡戰前“教育敕語”
針對最初海外潮湧而至的日本讚頌論，一向與“國益”捆綁在一起的日本主流媒體無不大肆渲染。其中，也許最令日本保守人士驚喜的就是將地震後日本人的“守禮”與“知恥”的言行簡單地歸結於“武士道精神”。對此，一名一向鼓吹戰前思想的日本國粹主義者便借題發揮，提倡戰前明治天皇頒佈的“教育敕語”，強調在國難面前，推行敕語中“一旦有緩急義勇奉公”核心思想的重要性。“教育敕語”由於被視為系戰前軍國教育的精神支柱，而被戰後的和平憲法摒棄於校門之外。
外國傳媒在地震後第一時間對日本人臨危不亂及其忘我精神的稱讚，到了日本國內，卻被部分保守人士視為推廣戰前的“教育敕語”，以便培育“日本人的美質”的藉口和良機。這也許是不少在無意識中對“淡定”的日本人歎為觀止的外國人士始料不及的吧！
（注：原文刊於2011年4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