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研究新知：孫曼蘋（2011）。在地發聲、媒介素養與社區行動。原文出處，新聞學研究，第108期，頁59-102。原文全文：http://mcr.nccu.edu.tw/108_pdf/108-2.pdf。
「媒介素養」是現今社會教育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然而台灣的校園媒體教育卻才剛起步。即便如此，在回顧臺灣社區傳播／媒介發展的過程中，發現有一些基層民眾早就以不同的社區參與形式，去了解、詮釋媒體，甚至還與社會行動交相作用。
約1990 年代中期起，民間行動能量從街頭抗爭逐漸回到地方基層、持續性的嘗試從社區發聲來與社會互動，與主流媒體互補，形同西方70 年代崛起的「新社會運動」，這樣的演變不但擴大也豐富了台灣的傳播媒介光譜，並為社區傳播開創新局。也形成了一個由下而上的自發性學習形態，藉由與主流媒體合作、協商、反制，促成社區、社會有所改變。這樣的例子如發行30 多年的埔里鎮社區雜誌《水沙連》、以反水庫聞名的美濃鎮《月光山》雜誌、以及921 地震重建區的多家社區報均有跡可尋。
研究者自2000年起，長期觀察《員林鄉親報》，這份地方報是九二一大地震重建區興起的一份社區報，作者希望探討公民如何通過社區媒介近用、媒介素養及賦權過程進而改變社區。同時，透過對這份媒體的觀察也形塑出一個非線性的、動態的社區傳播新貌。在九二一重建的過程中，許多民眾透過他助、自助、市民自覺，使原本被邊緣化的社區轉而成為政府資源配置的要角，進而塑造了一個新的社區文化。作為社區重要機制之一。在此同時，社區媒介亦具有其作用與意義，地震發生後，各地社區報刊有如雨後春筍冒出，型態也多樣多變，即使運作過程不一定順利，卻個個韌性十足，一再嘗試以各種管道發聲。《員林鄉親報》是份以一群員林中小學教師為主力志工，長期苦心經營的非營利社區刊物，是草根民眾實踐傳播過程民主化、自主參與社區的一個範例。
《員林鄉親報》成員不只由在地人書寫內容來反制傳統媒體，他們同時還以公民、文史工作者等多重身份參與多樣的社區行動，充分展現出參與者的行動力與決心，這是台灣特有的社區情境下的媒介素養學習。到了重建中、後期，隨著彰化縣政府在社區大力推展社區營造運動，《員林鄉親報》成員尤其活躍，編輯核心以「地方媒體」力量向縣政府催生建構八卦山自然生態園區、主辦縣級的藝術節、大型展覽會，另一方面有供稿者積極投入地方文史發掘及搶救、社區自然生態調查及推廣、村史書寫等長期社區運動，充分展現出台灣草根社區的另一種軟實力。
這些社區媒介建立了一種另類（alternative）的媒體與社區互動模式，也無意間展開了一場社區傳播新形式運作的實驗。新形式社區媒介最大特色是「由在地人做在地報」、「從在地發聲」。他們在「從做中學」的過程中，習得媒介產製的能力，激發、強化其社區參與的權力及能力，進而改變了這些參與者個人、人際與社區關在地發聲、媒介素養與社區行動係，也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社會。
一場天災、一份社區報，集結了一群有意願參與、卻從未行動過的隱性市民，從校園、自家客廳走進社區，因為參與編採、派送、捐款、甚至一連串社區營造活動，使他們從隱性居民現身成為社區事務的行動者、領導者，改變自己、也改變了社區。
其中尤其是雙方面的賦權最具影響力，首先是個人的媒介賦權，近用社區媒介提供了參與者一個自我發現、突破、反思、成長的機會，使個人得以從想自主、又害怕自主中解放出來，透過社區報的編採與發行過程，也找到自我的發聲定位。其次是個人到社區的賦權，讓媒介賦權不僅只是個人的實踐，同時也向外擴張對社區產生影響與貢獻，在每一位參與個體間產生連結，如此也使社區與整體社會意識間產生抗衡與互文的良性交流。簡而言之，參與式社區媒介本身即是個促進賦權過程的中介物，亦即參與帶來賦權，因為賦權而有更積極的參與及行動，兩者形成一個動態的交互作用。
2009 年8 月，亦即九二一地震後十年，台灣再度遭到空前嚴重的天災侵襲，莫拉克颱風帶來了台灣50 年來空前豪雨橫掃全台，以原住民為主的東部、中南部山區都成了重災區。在漫漫的重建路上，員林鎮「報導加行動」的社區傳播賦權經驗也許無法複製，但仍有相當借鏡價值，傳播研究者應站在這樣的巨人肩膀上，加上十年來新科技快速演變的加持，繼續關注台灣小眾、社區傳播及社區公共領域的實踐及深化理論論述，這也應該是今天台灣媒介素養社會養成教育的一大重要面向。《員林鄉親報》雖在2005 年底停刊，大部分編採工作者至今仍以更多樣形式持續參與社區公共生活，有的更成了社區行動的領導者，對塑造員林社區文化有一定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