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左為 林鴻亦老師（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右為門奈教授


　　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辦了校際國際合作的學術講座會，邀請了來自日本京都產業大學的門奈直樹教授（Monna Naoki）擔任主講者，並由林鴻亦老師進行同步口譯，主講題目為「媒體史及新聞史在日本傳播學門中的定位與流變」。

回顧日本媒體及新聞史發展
　　門奈教授說，日本的媒體史及新聞史相對於歐美國家發展較晚些。大約在17-18世紀，日本政府為了要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生意上有往來的互動，出版了《雅加達新聞》，但發行日期不固定，而且報導內容也僅有翻譯國外的工商訊息。直到了20世紀初，第一份固定發行日報－《橫濱每日新聞》的誕生後，才能算是日本傳播媒體發展的起源。

圖二：日本京都產業大學的門奈直樹教授（Monna Naoki）

　　無論如何，日本的新聞史及媒體史仍然屬於近代新聞史。主因是在戰前，新聞學尚未受到當地社會的重視。東京帝國大學的學者認為新聞學無法成為單獨的學問，就連歷史系的學者也不會研究新聞史。經過日本報學史研究權威的志願講師小野秀雄的努力奔波，加上校外熱心人士的捐助下，1929年在該校設立了新聞研究室，讓新聞學進入新的里程碑。小野秀雄在1922年已著作了《日本新聞發達史》，到1935年又出版《圖解新聞發達史》，兩本蔚為日本新聞史經典之作。

　　門奈教授解釋說，日本媒體的發展因素有別於歐美國家。他說，由於日本媒體早期主要由政府主導、推動，於是親政府派的媒體較能順利發展；反之，則會受阻。同時，媒體也傾向於資本主義，多報導國內的企業興衰狀況，以及相關有利益的國外訊息，而民生議題則較少被關注。

　　隨著社會的變遷，媒體生態出現多樣化，加上許多日本學者從海外學成歸來，紛紛投入新聞史及媒體史的學術研究，在1969年後有了較大的改變。新聞史學者將社會事件與歷史發展扣連在一起，引起了大眾的關注，分別有：1969年岡滿男的《近代日本新聞小史》、1969年新井直之的《新聞戰後史》、 1970年山本文雄的《日本大眾傳播史》、1983年內川芳美與新井直之合著的《日本的新聞學》、1974年城戶又一的《現代新聞學歷史篇》，以及香內三郎與稻葉三千男合著的《德雷福斯事件》等。

從新聞史見證日本社會變遷
　　門奈教授表示，這樣的新聞史記載方式是運用了歷史社會學的寫法，把當時社會裡所發生的新聞事件記錄下來，並從不同面向及因素，如文化、經濟和政治等的各領域進行現象分析。他還說到，新聞是社會現象的呈現，亦是人民構成之社會下的產物。因此，到了1981年後，讀者需求不同，媒體不再注重企業的興衰事件，反而更關注民生話題、發行數量、讀者購買行為以及廣告等。這樣的流變，讓民主意識逐漸抬頭，也注重公共領域的議題。這一時期的新聞史及媒體史的著作包含了：1981年山本武利的《近代日本的新聞讀著階層》、1982年田中浩的《近代日本新聞的政治機能》、1986年山本武利談論足尾礦毒問題的《公害報導的原點》、1995年有山輝雄以白虹事件為主的《近代日本新聞的結構》，以及 1996年的《佔領期的媒體史研究》等。

日本大眾傳播學會扮演重要角色
　　至今，日本的新聞史及媒體史透過日本大眾傳播學會進行推廣與研究。日本大眾傳播學會成立於1991年，前身是1951年創立的日本新聞學會。更改學會名稱的原因是，為了要把探討議題的範圍從原有新聞報紙擴大到廣播與電視等的傳播媒介。同時，也進行了跨學門的研究，透過其他領域的學派進行新聞史的學問，如在1971年「行動科學與政治學」、「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意識型態論與新聞學」和「產業論與廣告論」。

　　日本大眾傳播學會在1981年出版了特集「大眾傳播研究三十年；回顧與展望」，涵蓋了理論、歷史、政策、新聞學與法制、廣電、報紙、廣告與宣傳等。在1990年再出版第二本特集「大眾傳播研究的系譜：從1951年到1990年，以日本新聞學會的研究活動為例」。可見，學會在日本新聞史及媒體史扮演著重要角色。

　　最後，門奈教授強調著新聞史及媒體史不是讓愛好者以考察的心態來做學問，而是要利用應用科學的方法，並且跨學科進行交叉研究，才能產出有質量的學術研究。此外，還必須考量到新聞事件與社會現象的關聯性，因為社會現象本質上就是歷史過程中社會互動的結果。「愚者向經驗學習，智者向歷史學習」，門奈教授期許不要用經驗看現在的歷史，應該從歷史觀看，才能找出傳播媒體應朝向的正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