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1年的一篇外國專訪，內容圍繞著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和媒介教育，由於全文專訪譯文較長，因此本刊將以兩週、每週上下篇的方式刊登。本週刊登專訪的第一部分〈傳媒教育之旅在美國〉，主要內容是有關於林文剛作為一個華人，如何在美國發展並成為一個重要的傳播學者。下週則將刊登專訪的第二部分〈近期對媒介環境學的一些想法〉。
專訪受訪者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是美國紐澤西William Paterson大學傳播系專業傳播碩士學程的教授兼主任。他是媒介環境學會（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縮寫MEA）五位創始人之一，作為MEA創會的副會長，林教授引領該學會的制度發展以及致力於協助和訂定，MEA有制度地跟美國傳播學會（NCA）和國際傳播學會（ICA）兩會進行聯繫，這兩個組織提供MEA最具能見度的國際平台，以促進媒介環境學的學術成果（例如，在這兩個國際級的學會年會中，籌組媒介環境學的專題研討會議）。林文剛教授曾在各種其他傳播領域擔任領銜的角色，諸如他擔任過前中國傳播研究學會的理事長，NCA的國際和跨文化部門的主席以及NCA的亞太美國小組主席等等。他最近出任都市傳播基金會的董事長。
另外林文剛是《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一書的編作者，他也是《卡拉OK與美國華裔認同之建立》 一書的作者，他同時在一些期刊和專書中撰寫有關媒介環境學、文化傳播和都市傳播等主題的文章。過去幾年來，他已經著手研究都市飲食文化的媒介環境學。長期居住在紐約市，林教授近來與他的夫人和兩個小孩居住在曼哈頓。
[本文原為林文剛教授接受Laureano Ralon訪談稿，原文以英文撰寫，經林文剛教授同意由本文兩位譯者合譯完成]
問：您是如何決定要變成一個大學教授的？這是有意的選擇嗎？
林文剛回答：
可以這麼說吧，我並沒有計畫要當一個教授，直到我做出決定，這大概是20年前的事。在來到美國之前，我是一個媒體製作人。一開始我是一個廣播劇節目的演員，在我還是大一新鮮人的時候（我在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主修傳播、副修電影媒體）。我擔任獨立製作人（freelance producers），每週為澳門廣播公司製作廣播劇節目。
後來我兼任其中一個節目的腳本撰稿人和錄音師。這些我製作的節目打動我個人的興趣在於，他們被銷售和廣播到全世界的海外華人、移民社群，其中包括一個在紐約市；因此，我的（錄音的）聲音比我個人早好幾年就來到美國。我在大學的時候，在電視公司兼職以及在各種媒體場合打零工。其中，我為香港政府新聞處的街頭流動戲院計畫工作，擔任木偶操縱師。
我們所有的偶戲，以大卡車作為舞台，都是基於社會服務的活動（例如保持香港乾淨或反毒宣導活動）。大學畢業後，我全職工作一些年，擔任獨立電影製片。
在這長期和漸進的過程中，我進入學術生涯是相當有機的。當我決定來到紐約當一名研究生時，我基本上是想重振我的媒體知識。打從大學開始，我在媒體工作這麼多年後，我已經精疲力盡。當時我所希望的，就只是想讀一些書並且釐清頭緒。獲得碩士學位並不是重要的事；這比較像是去唸書休息幾年，然後再回到香港繼續作我的電影製片。
雖然我不是有意的想要變成一個大學教授，這個選擇或多或少是在幾年之後自然開啟的。首先，當我還是研究生時在新學院（The New School）的媒體研究課程中遇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教授。如果要我提及一個人的名字，那個讓我進入教學專業的人必然是Peter Haratonik，在我登記入學的時候當時他是該學程的主任。十幾年前他接下該課程創辦人的位置，該創辦人John Culkin博士是一個耶穌會教士出身的媒體教育家。John因為在1960年代中期讓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來到紐約市而備受讚揚，當時他還在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我會這麼說，那是因為當時我跟著那些教授有非常好的互動經驗（包括Paul Levinson，他之前是Peter的研究生），讓我開始覺得（我真的那麼覺得），我想我是享受這樣的生活方式，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學術生活。
同樣重要的是，事實上，許多我在那裡學習到的媒體理論真的讓我感興趣。他們向我介紹新的觀點來瞭解那些我曾經在媒體工業中做過的事。他們也幫助我更瞭解我個人教養的諸多面向。例如，有關口語和素養的理論讓我更懂得感謝，為什麼我的媽媽（具主導地位的口說者）會採用那種方式跟我溝通。「世代落差是一個媒體環境學的現象」，我記得許多年前某一天我想要大聲對自己說！這個新發現的知識，有助於增進我與我母親的溝通。許多這些媒體理論或者想法，是我稍後花了許多時間研究和書寫在關於媒體環境學（的內容）。
事實上，英文是我的第二語言，在我的學術之旅上扮演很重要角色。我的一位教授在香港經常要求我們看至少三個小時的英文。我記得在新學院的第一週每天花六個小時閱讀Norbert Weiner的《以人性的方式使用人》（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我們第一週的讀物來自於Peter的指派。我以為這堂課我會被當；我有限的英文使用並沒有幫助我瞭解Weiner的意思，許多想法是他綜合自許多學科而來的。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度過欣喜驚訝的一周以後，我是為數不多的學生，在課堂上設法讀完第一本書。
更妙的是，一些想法變得越來越清晰，並且透過課堂討論後，持續地令我感到興趣。我仍然記得這個日子，這是一個最可喜的學術經驗，我成為一位畢業生。在理解和消化了那麼多艱難（的理論概念）並且在那時候，關於媒體、文化和人類條件的模糊想法是如此艱難。同時，它給了我很大的滿足感，每當燈泡亮了起來，每次說話的方式；相較於以製作電影或電視節目去取悅大眾（我甚至不認識他們）來餬口，這更讓我感到愉快。
實際上我必須閱讀所有這些書並且用我的第二語言談這些理論和想法，這迫使我更用功。持續地，這樣一個過程也有助於我「想像」更充分的學術著作的「敘事」或一般的學術論述。在知道什麼內容被談論之前，我（現在仍是）非常有意識的想透過寫作或語言的結構（或形式）（去瞭解）。在某種意義上，這可以幫助我理解為什麼我都被吸引去「採取」像Neil這樣的作家的寫作風格（Postman，許多人都會同意，他是一個才華洋溢的作家，既使只是為了這一個原因）
當我艱辛地通過（並享有）我在新學院的研究生學習之後，我開始思考所有這些想法如何被更好的釐清並且跟更多的人分享。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想我是冒險進入教育議題，甚至當時完全不瞭解它。我認為大約有一年左右， Peter和Paul (Levinson)會進到我的書房，開始跟我談到紐約大學媒介生態學去攻讀博士學位的事。我現在仍然不知道這個對話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會發生，但有一天我決定拜訪Neil去瞭解更多他的課程。一件事情導致另一件，而其餘的是歷史，如同他們所說的。
問：Joshua Meyrowitz在他的書No Sense of Place (1984)指出，當媒介改變，情境和角色也隨之改變。就你的經驗來說，從作為一個大學生開始，你是如何逐步成為一名大學教授？
林文剛回答：
你的問題觸及到許多教學的面向。我想，我只能夠提供個人些許的觀察。
剛開始，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時，我從紙本素材（像是書本、文章和「講義」）中學習一些主修科目，使用一些影像材料（像是看一些我們的教授覺得是經典的電影），以及作一些媒體實作（像是製作學生電影、電視節目、廣播劇或者校刊）。我們當時沒有今天我們知道的那些網路、多媒體或者電子資料庫等媒介。
當時我們被鼓勵自己去作一些研究（特別是當我們進入越進階的學習），我們的教授則扮演我們看得見的學術材料的守門人。也可以說是，他們做好必要讀物的品質控管，而我們的責任則是去讀以及學這些好東西。
給你一些跨文化比較的觀點，我在香港念大學時，在課堂上會發生的，大約就是單向的教學過程。教授們傳授資訊和知識給學生，學生會記下筆記而不問太多的問題，在課堂上沒有太多的互動。因為那裡的文化情境，學生不會挑起話題或挑戰他們的教授。
到今天，教室裡的電子媒體科技造就了教學的動力，或者說是使得教授和他們的學生有了互動，跟過去那些日子非常不同，那時候在教室裡我們沒有電子電信。隨著越來越多個人電子和電信裝置的近用（access），學生們越來越常透過網路、他們的手機服務等等，來取用各種資料來源。每個人在教育場所裡都意識到也面臨到這樣的挑戰。
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面臨到，當教授不再如同印刷媒介時代那樣子，有一種或者某種程度的資訊控制時，他們的學生不總是具有批判的或分析的思考能力，而這樣的能力正是從他們可獲得的多元電子資料來源決定或者編輯出豐富資訊所需要的。如我在很久以前在某處所讀到的，一些人開始抱怨現在教授這份工作是去教學生，怎麼探詢整個"資訊地景"（navigate the information landscape）（那些教授就好像圖書館員一樣）。
問：今日我們怎麼當一個好老師？在資訊超載的「受干擾年代（age of interruption）」，你是如何設法引發（學生的）注意？
林文剛回答：
我想我懂得某種設法引發（學生的）注意的方式或者你所指的（在課堂上的）干擾，但我想要將這個面向的問題，擴展到更廣的傳播教育情境上。
我們剛剛聊到的許多部分，是聚焦在知識的歷史、理論的基礎以及傳播學的教育（如媒介理論、媒介歷史、媒體研究等等）。但許多已處在戰壕中的我們必須跟另一種「分散注意力的事物（distraction）」奮戰，那就是，不論是否是傳播系的學生都對學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和傳播研究感興趣（或者意識到這個重要性或相關性）。
上大學花費越來越貴。就經濟而言，似乎沒有產生有效的工作機會給大學畢業生。結果是，許多學生（以及不少的家長）會先設問，到底他們的大學教育、學位或者特定的主修能不能讓他們畢業後有份工作？這些和其他相關議題形塑了教職員同事、課程修正委員會、大學行政管理人員等等之間的許多爭議。我們如何在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和職前訓練（pre-professional training）之間取得平衡？兩者的平衡是個好去向嗎？我們如何在這個議題上在教職員同事和行政人員之間取得共識？而教師們又該如何跟學生溝通？特別是那些更重視博雅教育的重要性的人，以及，尤其是，對長期的學（傳播）理論、歷史和研究，以及長期職業發展上的人來說。
在資訊超載的「受干擾年代（age of interruption）」，教師該如何設法引發（學生的）注意？這是非常重要的教學法也是課堂管理的問題。這已經是持續的困境了，當我們有那種不能克制地持續發訊息、用筆記型電腦上網的學生（他們會說「我在作筆記以及直接在筆電上讀你傳給我們的東西」）。我知道同領域的同事們禁止手機的使用和禁止在教室發訊息，但是那通常不怎麼管用。
因此，有一個論點是為我們所熟悉的，就是教員將媒體科技納入課堂讓學生參與。學生們在課堂外已經熟悉及使用這些科技，這是這個世代的學生作事情或者瞭解這個世界的方式。事實是，學生們在許多高中就已經精通許多媒介（例如網路黑板/Blackboard、電腦應用軟體包括像是投影片/ PowerPoint、媒體編輯應用軟體像是Final Cut等等）。所以，在教室內注入這些科技包括網路，根據這個論點或取徑，能夠使教學更有趣、更引人入勝。誠如你所瞭解的，許多學校在課堂上使用科技整合作為評量教師（教學）效率的方法之一。
我經常聽到同領域的同事們聊到用「尖端科技（state of the art）」教學生。對此，我想他們所謂「尖端科技」是指使用媒體科技。很不幸的，在這裡我所看到的是，在這個論述或者思考所欠缺的，是尖端科技的批判和分析技能，這才是當學生所需要的，不僅能用在實際或者技術上有效的問題解決，同時也能用在社會或道德上持續的選擇和決策上頭。在動動手和動動腦之間，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平衡才行。
另一個陳述你問題的方法就是媒介生態的取徑。在《教學做為保存的活動》（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裡，Neil(Postman) 談及兩個「課程」。其中一個是社會中人們熟悉的：電視、電子媒體課程或主要以影音材料做為關於世界的理解、談話方法，或Suzanne Langer稱之的再現符號或形式；另一個是印刷為主的課程，那是以讀寫及印製或書面陳述符號為基礎的。教育者的任務即幫助學生在兩者的思考、再現、論述世界及意義建構中所學到的取得平衡。由於他們在課堂外的生活是如此地電視(電子媒體中介)化，教師應注入或教導印刷媒材的課程，當學生在課堂學習時(以與前者有所對照互補)。
為了再回到你的問題(或「回到教室」)，我假定一個好老師(某些部份)要是可以透過上述的方法有效跟學生溝通的人(與專業部份相當)，且獲得學生的理解到一個能輔助他們的急迫感與引導他們在手到/心到、電子/印刷、呈現/論述、博雅教育/職前訓練等等之間取得健康的平衡
(請繼續收看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