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林文剛（Casey Lum）教授訪談內容的第二部分，原來由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s出版。 此篇文章是從先前版本修改而成。]
問：您是《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Perspectives on Culture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這個非常棒的選集作品的作/編者，該書已經被翻成中文與韓文。在亞洲，媒介環境學流行嗎？殷尼斯（Innis）、麥克魯漢（McLuhan）等人的洞見，與這些區域有關嗎？
林文剛回答：
整個媒介環境學或它被提及的方式，也就是紐約大學(NYU)早先的媒介環境學博士學程或我的選集（然你提到了），在亞洲相對來說是個新的研究領域。不過這本由許多學者共同撰寫的作品，至少在亞洲一些地方，已經鼓舞媒介環境學的興起，並形成研究的社群。我回想「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的中文翻譯，至少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但我不確定是哪家出版商。這本選集的中文翻譯者，深圳大學的道寬教授何，已經為中國讀者翻譯了麥克魯漢的《機械新娘》(Mechanical Bride)、《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預知傳播紀事》(Essential McLuhan)、《麥克魯漢書簡》(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以及《麥克魯漢如是說：理解我》(Understanding Me)等書，以及殷尼斯的《帝國與傳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與《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兩書。
在出版我的選集當中的第一本簡體中文版，當作是該書的簡介文字之後，北京大學出版社也相繼出版了媒介環境學的外文書集冊，像是何道寬翻譯的波茲曼（Postman）的《科技奴隸》(Technopoly)、埃森斯坦（E. Eisenstein）的《印刷術：變遷的觸媒》(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以及Walter Ong的「口語表達與讀寫能力」(Orality and Literacy)等書。波茲曼的《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與《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也已被其他中國出版商翻譯出版。(我記得還有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術與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但它的中文翻譯版權已經賣給其他家出版商，當我接觸芒福德的資產處理者時；總之，我也在市面上看到它的中文版本了。)
況且，許多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的書也已經被何教授翻譯，包括《數位麥克魯漢》(Digital McLuhan)、《軟邊緣》(Soft Edge)、《手機》(Cell Phone)、《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與《思想無羈》(Mind at Large)。況且，雖然詹姆斯‧凱利（James Carey）認為他不是一個媒介環境學者，他的《傳播即文化》(Communication as Culture)卻讓我們媒介環境學者欣賞，也是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了。
也就是說，我應該高度關注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在「媒介環境學」方面的興趣；中文將media ecology有時稱之為「媒介生態學」，他們所討論的方式跟北美所談的「媒介環境學」有所不同。他們的用詞大多關注在媒介市場動態的了解，也就是在檢視媒介工業或形式如何在市場生態中互動(與競爭)。
我在北美第一次談的媒介環境學，則是1990年代在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對學者群的一場對談；而第一場演講是2002年一月及六月在中國北京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那時我才知道中國早已有這些詞，也就因為如此，我堅持何道寬教授在翻譯我的選集時，要有所區別。因此，在北美的傳統，“media ecology”應被翻譯成「媒介環境學」，如果我們看翻譯後面的意義，即是像「媒介環境的研究」之類的東西。
媒介環境學在亞洲流行嗎？我有個印象是媒介環境學已被中國的媒介/傳播學者熱切地歡迎，雖然我真沒有去統計來證實我的觀察。何教授已是傳播學術圈的知名譯者，也是中國媒介環境學的強力鼓吹者。比方說，他寫的五篇中文文章，是有關媒介環境學如何在實證即批判的傳播學之後，成為傳播學術中的「第三典範」，他翻譯的《理解媒介》已被視為過去30年來，中國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媒介環境學如此在中國受歡迎，部分是因為它成了為人所熟悉的實證理論，與新馬克思傳統之間的一個好分野。身為一位英語及比較文學教授，以及前深圳大學外語學院的副院長，何教授曾經告訴我，中國的傳播學者接受媒介環境學，部分是因為它繼承了一個更好的、長期的歷史觀點，在了解媒介及文化上，而且它試圖從一個大社會與生態環境面向去了解傳播。簡單來講，因為這些書的出版，以中文為主的傳播學者與學生，將變得越來越了解媒介環境學，正如我們說的那樣。
我最近詢問了李東侯教授(其韓文名字是 ???)，韓國版本的譯者，關於媒介環境學在南韓如何發展。李博士曾透過我到新學院(news school)修了Peter Haratonik的一門課，李東侯隨後在1990年代在NYU的媒介環境學程中獲得她的博士學位，並且立即回到韓國後。她成為仁川大學（University of Incheon）的傳播學教授，在南韓也已經成為媒介環境學的鼓吹者，她2011年3月29日告訴我，「許多媒介環境學的書已被翻成韓文，一些南韓學者也開始在麥克魯漢與殷尼斯(的學說上)發表期刊論文；其他人已經使用媒介環境系統的概念來指涉改變中的媒介產業與媒介科技。然而，媒介環境學的概念，乃是一個全觀的觀點，仍舊太新了，特別是在媒介教育當中。我曾在我學校教過媒介環境學的研究生課程，但我不曾聽過任何學校有開過此類的課。韓國的課程與美國非常相似。儘管如此，媒介環境學在韓國有越來越多人感興趣了。隨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有更多要了解媒介環境系統如何聚合、分歧與轉變的需求，以及其如何影響我們的社會與生活。
問：媒介環境學、媒介理論、加拿大傳播研究、多倫多傳播學派，這些詞有任何不同嗎？
林文剛回答：
你問了一個非常重要，但極難以回答的問題。從我的「媒介環境傳統」的觀點來看，媒介環境學大體上是介於媒介科技與文化之間的合成關係的研究；你會在本書中發現更多這方面的細節討論。就一個層次來說，媒介環境學是某一種綜合的詞彙，也就是說，是個理論式的、一些學者關於媒介科技與文化的概念的綜合—這些學者們，例如像埃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艾呂（Jacque Ellul）、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芒福德（Lewis Mumford）、朗格（Suzanne Langer）、波茲曼（Neil Postman）等等一些人。我的看法是，媒介環境學，綜合來說，是比所有這些部分研究(範圍)來得更大：麥克魯漢研究、芒福德研究、艾呂研究、沃爾特‧翁研究、波茲曼研究等等。媒介理論只是媒介環境學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個瞭解媒介環境學的理論規範，當成一個理論群或是智識傳統。
至於多倫多學派，我會指出像是艾瑞克‧麥克魯漢（Eric McLuhan），他是麥克魯漢的兒子與共同作者。我們真正思考過這個問題，但是我認為我需要透過某些議題來思考你提出來的問題：什麼構成了一個學派？構成一個獨特的「思想學派 」(例如： 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社會學或其他)？那麼，什麼讓這些學派更加獨特或更容易讓人區別？什麼構成了「多倫多學派」或者，「加拿大傳播研究」呢？老實說我沒有答案。艾瑞克的答案，我希望我沒有超出這些脈絡來思考他的話，清楚地來說，就是(根本)沒有多倫多學派。這是他在2010年8月1日在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s訪談中所說：「多倫多學派完全是個代用詞，發明了幾十年，事實上是許多加拿大學者想要為媒介效果的研究找個品牌的努力吧! 有三個到四個主要人物，包括： 殷尼斯和麥克魯漢。這兩位根本只見過一次或二次而已。他在讀殷尼斯的著作《毛皮交易與鱈魚市集》(the fur trade and the cod fisheries)、《帝國與傳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後，發現概念非常容易吸收且能夠引介入自己的著作裡。但是他與殷尼斯根本沒有在任何事情上合作過或有任何深層的對話，因此「多倫多學派」根本無法得到合法性。涉入其中的人根本就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呀。
乾脆給你一個比較的問題：有紐約學派嗎？比方說，Lance Strate 曾談及紐約學派對上多倫多學派。我個人甚至不知道是否有紐約學派，甚至我在紐約、我在紐約教書、我是個紐約人(藉由選擇)，然後當然我愛紐約，我是其中的長久居住者。當然，從另一個層次來說，我們可以爭辯說，的確有紐約學派(在媒介環境學中的智識-建置歷史當中來說)，在某個意義上，已經有一個正式的、已建立的、得到完全認可的(媒介環境學)博士學程在紐約大學，它系統性地或學程化地訓練、製造這個研究領域的學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也可以說有紐約學派。
相似地，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問有關於加拿大傳播研究：什麼使得加拿大傳播研究與其他傳播研究不同？如：美國傳播研究、非洲傳播研究、歐洲傳播研究，或是亞洲傳播研究？這個是地理-政治性的分野嗎？又或者，是理論上的、方法論上的，甚至是本體論上的差異呢？再次重申，我還是無法回答你想問的問題，不過，我認為你的問題牽涉到一些非常重要的議題[請繼續閱讀近期對媒介環境學的一些想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