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一位主編之後／楊艾俐（中國汕頭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徐懷謙都是傑出人才，農家出身，能夠畢業於北大中文系已屬不易，在一流媒體工作，更屬不易，出了幾本散文集，連國學大師季羨林都稱讚，「讀徐懷謙的雜文十分高興。他的文章有事實、有根據、有分析、有理論、有觀點、有文采，的確是優秀的雜文」，最近更被推薦為出版行業領軍人才。正值大好前程，卻跳樓自殺，令人不勝唏噓。新浪微博裡更是充滿悼念之詞，希望他一路走好。

　　雖然徐懷謙患重度憂鬱症而跳樓，但他身處中國傳媒界特殊生態，對他的病情只有害而無助益。他曾經說過自己的痛苦是：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他也有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落寞感，「有人說，這是一個平庸的時代，一個物質的時代，一個愚樂的時代，一個缺乏大師的時代，可是，我們不能把什麼過錯都推給時代。一個人左右不了時代，卻可以左右自己的臉——它可以不漂亮，卻不可以沒內容；它可以很醜，卻不可以沒有個性，」他在一篇雜文「酷的臉」寫道。

　　他甚至在《以死作證》中寫道：「死是一個沉重的字眼，然而在中國，在很 多情況下，不死不足以引起社會重視，不死不足以促進事情的妥善解決。」似乎在預言自己命運，讀來不寒而慄。

　　他的落寞，焦慮，疲憊，其實也是很多媒體工作者的縮影。隨著中國權力交接，媒體管制越來越嚴，幾位敢言，有作為的報社領導人都被調職，廣州《新快報》只因轉載一篇刊登中央政治局委員知青生涯的文章，總編輯被調職，上海《東方早報》也因為發表批評「國進民退」政策，認為不能讓公權力獲得大量壟斷權、大量稀缺資源的掌控權，社長陸炎被免職，同時副主編孫鑒被停職。

　　四年前剛去大陸教書時，台灣報紙除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被封鎖外，其餘都可順利瀏覽，今年春天回學校後，聯合報，中國時報，旺報全都看不了，本以為是兩會期間（三月18日閉幕），但是兩會結束後，還是空白一片，後來又說等薄熙來事件結束，現在說法是十八大後，又說可能要等到新領導人站穩腳步後，還不知會封鎖到何時，開放之路遙遙無期。

　　中國政府的媒體管制，手段也越來越精巧，不再如以前只能停刊，沒收（猶如台灣當初的警總）。他可以只停網絡版，例如一家財經媒體，四月時一直在追中央散出寬鬆政策的新聞，（以台灣來講，應是好事，表示政府關懷經濟），這家媒體主管機關，認為這種報導對政府要調控房價及物價不利。就處罰這家一個月不能更新網站。他也可以命令你一段時間內，某些版面不能出，例如《新快報》因為刊登中央大員的知青歲月，被勒令撤銷評論、國際、國內等版面。著名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文章可以刊登，但是讀者看不到最精彩的讀者評論，讀者和作者都少了一半的樂趣。

　　這表示，媒體工作及領導人員必須繃緊神經，因為你不知道底線在哪裡，必須細細衡量刊登尺度，增加更多工作壓力。

　　其實，很多中國記者都患有憂鬱症或嚴重焦慮症，揭發洛陽性奴案的南都深度調查記者紀許光，每次出差，必帶一個大皮箱，裡面都是調理焦慮症的中藥，他對住宿沒有挑剔，但是唯一的要求是有個小爐子，他可以熬藥吃。

　　曾經寫過一連串乞兒故事的南都記者占才強說，政府與市場雙重壓力，讓記者很難維持尊嚴。例如他身為資深記者，如果文章得罪了廣告大戶，還得出面與向這家廠商道歉，當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那天下午，占才強把車停在路邊，流了淚，又再流淚，兩小時後心情才恢復，因為劉曉波是這些人的精神代表，與他們同受委屈， 「中國記者，中國知識分子太委屈了。」他曾經在我們學校的演講裡，談及此，仍止不住淚水。流下滾燙熱淚。

　　中國記者行業，如同它身處的轉型中的大國，帶給漩渦中的記者，喜怒哀樂齊鳴，歡樂與淚水交織，如冷暖色調互生。被譽為當今中國調查記者第一人的王克勤如此評價自己的行業，「對事實負責，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但在當代,這份堅持越來越難，個人因素，媒體因素，時代因素，理想的光芒照不透現實的迷霧。

　　中國對準新聞記者更屬殘酷。每年暑假，新聞學院上屆畢業生回學校，與我聊天，讓我很驚訝這裡媒體對待年輕人的態度。一家全中國國知名的大媒體，任用大學畢業生做實習記者，動輒半年到一年，沒有薪水，也不簽約，不告訴你到底有沒有錄用，只做免費員工。有位同學攝影優秀，在一家媒體實習一年，仍然無消息是否能錄用，直到有個冬天，他拍了一張驚動全國的雪災照片，得到全國性攝影獎，這家媒體才與他簽約，當上正式攝影。

　　在台灣，凡是進媒體，大多有三個月試用期，期間薪水打八折，三個月後這些媒體一定要做出決定，是否錄用。從沒聽說可以僱傭應屆畢業生做免費勞工一年或兩年。在台灣，這樣的媒體，早就有很多公益團體大舉韃伐，競爭媒體相繼跟蹤，政府來調查是否有剝削勞工之嫌。

　　讓我難過的是，如此媒體高舉公平正義大旗，揭發貪官汙吏，推動進步思想，身為社會模範，對社會應有龐大啟發作用，但對待準記者時，卻用另一套標準，任由市場規則，叢林法則運作，能夠剝削就盡量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