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林益世擔任立委期間，曾答應地勇公司負責人陳啟祥協助處理中鋼爐渣的合約，而陳啟祥則交付6300萬元給林益世。時至2012年3月，林益世擔任行政院祕書長，陳啟祥再度向林益世尋求協助，但這次林益世要求8300萬元。這起貪瀆案件，震驚國內政壇，經由陳啟祥向《壹週刊》爆料後，特偵組開始介入調查，調查之後，向法院聲請羈押林益世。7月2日晚間十點，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將林益世羈押禁見。由於偵查中羈押犯罪嫌疑人，不得逾二個月，雖可延長一次，但偵查中至多仍只能羈押四個月，而在羈押期間即將期滿時，檢察官依法必須向法院起訴，否則繼續偵查時就不得繼續羈押。
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移由法院審理，檢察官才可以再向法院聲請，在審判中(不是偵查中)繼續羈押林益世，而經過法院審理後，法官於10月25日深夜裁定以5000萬元准林益世交保，並且限制住居。歷經17小時後，林益世母親沈若蘭與妻子彭愛佳湊齊5000萬元，與林益世一起離開台北地院。林益世交保後，檢察官向台北地院提起準抗告，表明要繼續羈押林益世。
台北地院合議庭經過審理後認為，既然檢方已起訴，代表檢方認定事證已足。檢方提不出新證據來證明林會逃亡、湮滅證據而非羈押不可，而且林益世被限制出境及住居，每天也必須到到轄區派出所報到，加上以五千萬元交保，應該已對林產生強大心理約束力，足以擔保林未來會出庭接受審判，因此認定原交保處分無違誤、裁定駁回準抗告。
羈押是為了防止被告逃亡、串證
近來幾起高官涉貪案，引起輿論譁然，尤其是林益世交保後，網路上罵聲不斷，認為高官貪污居然可以重獲自由，司法已經失去威信。然而，羈押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被告逃亡或串證，並不代表是「服刑」，檢察官或法官也不應該將羈押作為平息眾怒的手段。
從《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可知，羈押的目的有二：一為防止被告逃亡，一為防止被告、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一般而言，如果讓被告交保，被告確實就可能有逃亡的機會，縱使法官未來判決被告有罪，刑罰也可能無法執行，不只審判沒有意義，更別說撫平被害人受傷的心靈。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交保後，與共犯串證，或者湮滅證據等，造成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的困難，無法還原案件的真相，當然就有羈押的必要。
然而有部分民眾就羈押所具有人身自由拘束的特性，直接將「關起來」當作「正義實現」，所以當林益世交保時，才會有民眾誤以為林益世「沒事了」。事實上，羈押是指在法院判決被告有罪確定之前，為了避免被告逃亡或串證等，將被告留置在「看守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相對的，判決結果若是有期徒刑這種自由刑，是法官判被告有罪確定以後，才將被告關進「監獄」，讓被告為其犯罪行為付出代價。羈押與有期徒刑之執行，同樣都是限制被告的人身自由，但目的卻不相同。被羈押的被告，若未來被判有罪確定，遭到羈押的天數可以折抵刑期，若判無罰，甚至還可以向國家請求補償。
過去，羈押與否，負責犯罪偵查的檢察官就可以決定，所以部分檢察官為了讓被告全盤說出犯罪事實，以羈押被告為手段，以取得被告供詞，這就是俗稱的「押人取供」，讓檢察官與被告處於非常不對等的地位，也有違保障人權的意旨。因此，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第392號解釋中提及，羈押被告應該要經過立於中立第三者地位的法官訊問，且經法官核發押票之後，才能羈押。一方面確保檢察官不會僅憑其主觀想法而羈押被告，另一方面，羈押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嚴重侵害人民的自由權利，自然應該交由客觀中立的法官來判斷是否符合羈押要件，才能避免過度侵害被告人權。
羈押與否 須考慮必要性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規定，羈押被告必須符合三個要件：法官訊問、羈押事由與羈押必要性。羈押必要性，就是指如果不將被告羈押，顯然無法「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換句話說，如果有其他比羈押更輕微的手段（譬如：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可達到預期目的，就不能羈押被告。
人身自由為一切基本權利的基礎，失去了人身自由，其他的基本權利也一併受到限制。因此，是否羈押被告，檢察官與法官都必須審慎評估。例如檢察官若審酌一切客觀情事，認為「限制住居」就可以防範被告逃亡或串證，那就不得聲請法院羈押被告。
林益世自從七月被羈押以來，因為羈押期間已屆至（《刑事訴訟法》第108條參照），如果要續行羈押，檢察官除起訴，移由法院審理外，還必須重新向法院聲請羈押。法院法官以合議(俗稱羈押庭)審理，認為本案已經起訴，代表本案的證據已調查完畢，而且要求林益世每天到派出所報到，已經足以確保林益世不會逃亡，也不會發生串證或湮滅證據的可能，已無繼續羈押的必要，因此同意以5000萬元讓林益世交保，應該沒有什麼不對，高等法院才會駁回檢察官的準抗告。
羈押並非用來平息眾怒
重大社會新聞事件經過媒體報導，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甚至引起網友們的撻伐。所以，往往法官將被告裁定羈押，社會大眾對法官就會高度認同；相反地，如果將被告交保或限制住居，該法官就無法得到一般民眾的支持，甚至在網路上被批評得一無是處。是否裁定羈押，似乎已成為法官的另類考績，令人擔心法官會不會直接將羈押作為平息眾怒的手段。
事實上，法官是否要裁定羈押，依法必須考量是否有羈押事由與羈押必要性。羈押是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的手段，非不得已，不可隨便使用，也因為如此，大法官才明確的認為不能將決定羈押與否的權限，交給檢察官來行使。也就是在《刑事訴訟法》透過檢察官與法官的雙重把關，來檢視具體個案中，被告應否羈押。
換句話說，應否羈押應該要回到《刑事訴訟法》羈押要件的討論，而非是以民眾的情緒作為應否羈押的標準。事實上，社會案件是否引起眾怒，往往取決於媒體的報導角度。媒體基於商業的考量，加上截稿的急迫壓力有時無法確保報導的持平公允，更不要說目前我國偵查的品質並非十分理想，往往最後以無罪收場。因為若僅憑「眾怒難犯」與否而決定被告應否羈押，恐怕讓人權立國的台灣，蒙上侵害人權的陰影。
（黃旭田為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期關注國內法治教育；戴智權為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特約專欄作家、律師高考及格）
參考資料
黃旭田、戴智權（2012年8月24日）。〈我又不是公務員 要怎麼貪污？〉，《傳媒與教育電子報》。
〈續押林益世 特偵遭駁回〉（2012年10月29日）。《蘋果日報》。
〈17小時籌5千萬 林益世交保〉（2012年10月27日）。《蘋果日報》。
〈政客落跑案例多 遭諷「看多久會逃」〉（2012年10月27日）。《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