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美國的「水門案」，是最著名的「調查報導」之一。當年《華盛頓郵報》 記者鮑布．伍華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持續一年的深入報導，把尼克森拉下總統寶座，也奠定了「調查報導」的崇高地位。此後，全球記者無不追逐他二人的身影，希望也能在自己國家也寫個「水門案第二」。
調查報導揭起社會良心
調查報導是困難的，因而顯得可貴。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呂秉權舉中國的一項調查，調查記者名列十大高危職業第三名，僅次於礦工和警察。中國記者因調查涉及敏感議題，觸碰到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經，遭到報復的案例經常聽到。中國知名調查記者王克勤，就曾因報導蘭州股市黑幕，被黑道恐嚇以500萬買他人頭，威脅取他性命。
香港記者到中國採訪，也經常受到威脅。呂秉權分享自己到四川採訪豆腐渣工程的案例。他看到有個學校倒塌、幾乎粉碎，當時，他和同事在附近勘查，「我們在地上找瓦礫，發現那些瓦礫像威化餅一樣，一捏就碎。」他覺得這件事情關係重大，找到了校舍工程承包商要問個清楚，才剛見面，沒想到對方拿了把菜刀要砍他。他邊躲邊向對方怒叱「這些人死的太冤了」，對方終於良心不安，願意接受採訪。
就算在香港採訪，情況也比過去困難。《明報》資深記者覃純建先前分享過香港警方為了封鎖記者監聽，把警備用無線電全換成數位式。覃純建回憶當時，他跟香港警方談判時說：「你把我們突發新聞消滅了，調查新聞會起來。」香港記者說到做到，把所有政府官員全部搜查一遍，不僅踢爆前香港特首貪汙風雲，也在去年香港特首大選時，曝光當時聲望最盛的候選人唐英年，違法興建地豪華「地下皇宮」。曝光後，吸引無數中外媒體每天出動吊臂包圍他的豪華別墅，令他在短短2周內丟掉了特首寶座。
中國記者 擦邊球式調查報導
至於中國的調查環境，《新世紀》週刊的高級記者宮靖用興奮跟壓抑來形容。中國正面臨轉型期，到處都是大新聞，讓人興奮，但一些新聞不能做，或者不能放開手腳做，又讓人壓抑。「在中國，一個調查記者不愁沒有好題材。」宮靖說，在政經領域從鐵道部劉志軍下台，到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遭雙開；環境議題，有此起彼落的鄰避運動、高速經濟帶來的環境破壞，以及全民關注的土地問題等等。在中國，甚至「有很多真實新聞事件，比小說、電影還精采」宮靖說。
在中國，做調查還是比較困難。宮靖覺得有三個原因：第一是客觀的新聞管制，中國各級政府都有宣傳部，他們的工作任務是確定本地要報導什麼新聞，以及不報導、少報導或怎樣報導新聞。政府部門，多數時候都不會配合記者採訪，一律是無可奉告。第二是採訪對象說真話的成本太高，本來告訴記者一件沒什麼的事，但報導出來以後，受訪者可能會受到影響，「在中國說真話是有殺傷力的」恭敬補充道。第三是記者本身自我設限，中國的媒體多，記者也多，但能做深度調查的記者跟媒體卻不多，宮靖認為是部分記者「理性態度不足」。
雖然，客觀新聞的禁令仍存在，但宮靖覺得還是有辦法突圍。他分析禁令出現，大多數都是在一個重大報導之後，通常只是其他媒體不能跟進報導，所以調查記者必須搶得先機。而且，「禁令發佈一段時間後，就會被遺忘了，」他認為《南都週刊》的〈起底王立軍〉就是成功突圍的調查報導，即使之前很多禁止討論王立軍的禁令，但南都還是把報導做出來了。
同樣來自中國，《南方都市報》時事新聞中心首席記者王星有同樣感觸，他整理出自己的一套「反向操作」，讓報導更容易刊出。第一，不能選第一新聞點，反而有時站在政府立場，要有光明面的報導；第二，不能第一時間發刊，王星也拿《起底王立軍》當例子，他說「當時南都很早就拿到稿子了，都不敢發。」媒體必須觀察政治氣氛，要等待適當時間點再發刊；第三，不能說真名，王星很同意宮靖的說法，在中國說話的成本太高，他說：「說真話的官員實在太少，某些程度上要保護他們。」
新加坡華文報難題 觀眾中文能力低落
「過去總說是『星馬一家』，但後來整的發展都很不一樣。」《聯合早報》高級記者謝燕燕說。在新加坡華人佔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華人社群是社會的主要力量，在新加坡建國前華文報業十分蓬勃，但建國以後，政府有意識地邊緣化華語與華社，目前的華文報不再由華人經營，他們被迫只能當個小股東。
邊緣化華語的政策，推行三十年來，新一代新加坡華人中英語能力落差很大，尤其中文閱讀能力已經很差，《新傳媒》中文時事組總監黃惠鈴發現，面對中文能力低落的觀眾，節目的用字遣詞必須簡單易懂，選材也得考慮年輕華人觀眾的需求。
台灣資料易得 資料難解
聽完中國及香港調查記者的困境，台灣記者直呼「比起來台灣的情況好多了，」獨立媒體記者朱淑娟同意台灣政府對記者比較友善，多數都會提供資料，甚至還會打電話來問資料齊不齊。但朱淑娟也認為，因為資料容易取得，資料背後的解讀能力，才是台灣調查記者真正的考驗。
台灣《今周刊》資深撰述燕珍宜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情況，跟台灣解嚴前很像，「是一種有形的限制，你知道紅線在哪裡」，但台灣現在的記者心態，卻是一種「無形的限制，媒體有資源可以做一些事，但是畫地自限」。她舉歐債危機為例，台灣的媒體在報導時，不約而同地引用歐美偏資本方的媒體觀點，認為歐債危機的元兇是社會主義造成的，「背後沒有政治的手影響你怎麼寫，但記者還是陷入既定的框架」。
雖然少了政治的黑手干預，但台灣的問題也不少。「媒體本身就是商品，辦的起媒體的就是財閥，」《自由時報》生活中心副組長劉力仁點出台灣媒體商業化的問題，商人辦媒體就是要賺錢，賺錢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增加廣告營收，另一個就是縮減人力。他舉《自由時報》為例，十多年前他剛進報社時，台北縣的地方記者有16位，到現在台北縣升格成五都，地方記者卻裁掉一半，剩8位，「這是一個縮影，台灣這十年來關掉的報社不計其數」劉力仁補充。
《蘋果日報》進來之後，對台灣媒體很深。報導內容變得輕薄短小，多出來的空間就配個圖片，而過去獨尊政治新聞，現在也被消費、生活、娛樂新聞取代了。劉力仁舉例《自由時報》的週末版，「專門報導吃喝玩樂的新聞，原本只是實驗性質的推出，現在也成了報社內的編制。」更重要的，劉力仁認為新聞簡單化了，喜歡寫特稿的記者以前會花一兩個星期研究一份政府的研究報告，現在報社更喜歡記者就讀者投訴渲染而成的報導，「久而久之，記者會懶惰，也會影響台灣的調查報導」劉力仁憂心點出問題所在。
現況很差，但還不致於灰心。他也看到近年來公民記者興起，反而更激勵自己，「總覺得別人都這麼努力了，自己要更努力才行」。社會裡，總有一群記者更容易記錄歷史，這次華文媒體圈的記者們，就是這種人。就像我問王星未來中國調查新聞業的前景時，他說「路，從來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作為記者，只能帶著心中火光，認真地做好每一篇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