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卓新基金會第一次的嘗試」，論壇一開始，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胡元輝上台致詞這麼說。雖是第一次，卻是一次極具意義的嘗試，華人新聞業的命運就像在同條鐵軌上，滿載國家歷史的列車疾駛而過，輾過我們的傷痕是他們正經歷的苦痛，卻又共同面對不知名的未來。

第一場論壇，就先由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及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分享各自面臨的新聞困境。

馬來西亞新聞圈瀰漫著「飯碗論」

馬來西亞的傳統媒體仍受政治管制，出版印刷媒體及經營電台電視台皆需要申請準證，且賦予行政長官核發或撤銷的「絕對裁量權」，另頒佈多項法令壓制言論，包括《煽動法令》、《官方機密法令》、《國家安全罪行法令》，記者但求自保，不敢越界。另外，因實施「准證制」，主流媒體的市場高度壟斷，政黨投資占大多數，非政黨的媒體主也皆靠政商勾結獲取好處，個人的商業利益高於新聞自由。主流媒體內的記者，也受到這股氣氛影響，長期以「飯碗論」自我審查，放棄調查掉報導並自行過濾敏感言論。

種種因素，導致馬來西亞主流媒體言論保守。陳慧思提到2010年一項民調數據顯示，有58%民眾不信任主流媒體，只有30%願意相信。2008年的3月大選，雖然執政黨「國民陣線」掌握主流媒體，但在野黨這次大選中仍贏得佳績，陳慧思認為，是因為中文網路媒體崛起，開始主導輿論。她的觀察可信，因為連國陣政府事後檢討選戰亦承認，忽略網路媒體的影響力是敗因之一。

新加坡面臨讀者老齡化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地理位置相近，人口結構相似，但面臨的問題卻截然不同。新加坡只有三份華文報紙《聯合早報》、《聯合晚報》和《新明日報》，全由新加坡報業集團（Singapore Press Holdings）出版，三者中以《聯合早報》為最重要的旗艦報。《聯合早報》高級執行記者謝燕燕說出華文媒體市場小又高度競爭的現況，「雖同屬一家報業集團，但讀者群重疊，彼此又處於競爭狀態。」

新加坡是多元種族的社會，官方語言為英語。雖然，華族在新加坡人口佔七成，但新加坡1970年代實行一連串將華文邊緣化的政策，直到最後一間華校南洋大學停辦為止。謝燕燕回顧這段歷史，她說「當初就有很多人預測華文報之死」，但《聯合早報》活下來了。現在，他們面臨另一個更大危機是，聯合早報的讀者平均年齡是53歲，高出平均年齡10歲。讀者群老化嚴重，而年輕族群對華文閱讀能力下降。面對極其不利的外在環境，《聯合早報》不敢掉以輕心，撥出一部分資源辦了三份學生報，以中小學生為目標讀者群，希望從小培養他們華文閱讀能力，因為「這是危及存亡的事情」，謝燕燕說。

語言人才斷層的問題，同樣來自新加坡《新傳媒》中文時事組監製黃惠玲最清楚。新傳媒是新加坡唯一的電視台，所以沒有市場競爭的問題，它屬下的8頻道和U頻道是多元綜合性的華語頻道。華語電視新聞和時事節目已經連續撥出十多、二十年，培養十分穩定的收視群，即使在新加坡整體電視收視率下調的趨勢中，華語新聞節目能夠保持收視穩定。

「我們比起報紙情況好一些，但是，並非沒有碰到困難。」黃惠玲說。英語是主要的工作和學習語言，尤其在黃惠玲的華語新聞中心，記者必須用英文採訪後再以中文寫稿，但新加坡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的中英文能力落差很大，而大學中文系和傳媒系的畢業生也不一定有興趣加入新聞業。黃惠玲說出她最大的擔憂，是人才斷層的問題，「華文媒體如何跟其他部門搶人才，當官薪水更高、當老師升職更快」。

香港記者面對越來越強硬的中國政府

香港最近幾年的情況，更差了。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呂秉權，之前是香港TVB的知名主播及記者，2008年先以「四川大地震之豆腐渣工程」獲得諸多獎項；2012年4月再以中國核試軍人專題紀錄片「核試遺害」奪得第十六屆人權新聞獎電視大獎。論壇上，他分享去北川採訪的經驗，他找到豆腐渣工程的承包商，見面時對方拿了把菜刀要砍他，他真誠地跟對方說：「這些人死的太冤了」，對方終於良心不安接受訪問，卻得到更驚人的事實「那棟教學樓沒有用一根鋼筋，即使沒有發生天災，建築物也是不安全的。」以前，他憑著對新聞專業的堅持，還能做中國的輿論監督，現在很難了。他分享最近在香港要做六四的報導，「長官就叫我們不用派人去中國採訪了，在香港找幾個中學生訪問就好。」

在香港《明報》工作的資深記者覃純健，對新聞氣氛更敏感。他說，原本香港警方用舊式無線電通訊，新聞媒體只要購買無線電設備，就可以監聽警方通訊，香港媒體投資百量突發採訪車在城市各角落，稍有動靜，直撲現場。但現在，警察更換為數位通訊系統，採訪室的無線電台一片寂靜，香港前線社會的資訊權掌握在警方手上。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政商掛鉤的問題，覃純健說：「香港媒體爆炸性成長，媒體老闆除了是商人之外，同時也是政協委員。」因而，很多敏感的選題會被撤下。除了政治力干預，商業力的影響也頗大，覃純健分享香港獨有的「地產霸權」問題，香港富豪八成都是地產商，有媒體報導李嘉誠碼頭工運的事件，廣告就被抽走了。這些因素，讓記者禁言，開始自我審查。

中國新聞管制讓說真話　高成本

在中國，說真話的成本就更高了。「中國存在新聞管制，是客觀事實，連黨都是這麼說的，」《新世紀》週刊高級記者宮靖對我們說。中國沒有純粹私營的媒體，媒體必須託管在主管、主辦機構之下才可以，這些主管、主辦單位通常是官方或半官方的。媒體需要刊號、網站需要許可證，這就是中國新聞業的現實。

《南方都市報》時事新聞中心首席記者王星說的更直接，他覺得過去10年間，中國媒體面臨新聞管控呈現越來越嚴的態勢，原本還是有明確的紅線，只要不碰觸就沒事了，但這幾年的變化，讓紅線越來越模糊了。「現在的線模糊了，我們很擔心做的很多事情會被過度解讀」王星說，所以我們更謹慎，在六四前夕，我們連報導內六跟四都不敢出現。

但是，在這樣的現狀下，中國仍湧現不少優秀的調查記者，在他們能夠活動的空間裡，最大限度地突破新聞封鎖，製作高質量的調查報導。宮靖用「興奮」形容中國的新聞題材，確實，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在政治、經濟、社會方方面面都面臨轉型期，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有太多好的事情，也有太多困惑，都在發生。「這會讓每一個有新聞追求的記者熱血沸騰吧？」宮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