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官方一貫宣稱,對中服務業貿易協定(簡稱服貿)是經濟大補丸,有助台灣走出發展停滯困境。不過既然各國間的比較利益有別,在貿易談判上桌必然有進有退,有的部門得利而有的犧牲,那麼所謂「經濟大補丸」當然不可一概而論。然而今年七月在官方公開之《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總體經濟及產業之影響評估》的敘述中,幾乎所有受影響產業是只進不退,關於負面影響的評估多以「不致於」作結,很是奇妙。


臺灣影視產業能夠這樣被犧牲嗎?

不過這如果單用來論台灣影視產業,倒不見得離譜。這個部門原本體質不佳,在經濟總值中的比重有限,出口貢獻更是微乎其微,若我方只求總體利益最大化,在對外貿易談判的優先順序中將之排在末位就不令人意外,好比台灣加入WTO時視聽部門幾乎毫無保留地讓步,開放程度領先國際水平,大約是認為這部門棄不足惜。


泛泛地說資本主義具有世界性,「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所以說我國承載民族精神的文化事業理當遭到消滅,並不充份。資本家間的競爭關係既然內生於資本主義,則資產階級為了參進世界市場或保護市場而動用民族主義也是理所當然的。


文化和經濟是帝國擴張的兩條腿
衡諸歷史,帝國在世界市場的擴張除了有槍桿子撐腰,得靠文化與經濟手段的兩條腿併進才能竟其功,則工業先進國在擴張時彼此的磨擦齟齬,不免在文化領域上可見端倪,有如歐美間視聽部門貿易談判上「文化免談」說之流行且有力。不比先進國間得以「文化免談」,上個世紀七○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群起推動的「世界資訊傳播新秩序」,要求保護各民族文化與傳播權的完整性,但被美國人以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脅並截斷經濟支助而功敗垂成,國際間文化流通的不平等被解釋成後進國傳播技術的落後,所以輸入先進技術就偷換了反對剝奪的主張。

按此論,強勢的文化輸出國當然反對「文化免談」,但若後進國裡占據國家機器的資產階級具有買辦性質,那麼他們跟著精神上的或經濟上的宗主國呼籲開放自身的民族藩籬,反而就符合他們的階級利益。台灣的經濟發展自戰後深刻嵌入美日工業生產鏈中,資本積累唯自由貿易一途是問的意識狀態如此普遍,那麼貿易談判代表自願搗毀虛弱的文化工業僅有的壁壘(又或國民健康,比如美牛)奉上市場,以換取更多的工業加工品與金融服務輸出優待,可說是「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口號的階級內容。它的翻譯是:「我們作為在買辦構造下最大化經濟利益的階級,還要排除諸位losers參進政治領域。」


文化是皮,皮之不存,毛焉附?
帝國文化產品的輸出不須避諱自身的特殊性,正因為它要把特殊性變為普遍性,才有利於為自家出口的產品鍛造世界市場;只有為買辦階級綁架的國家,才會心虛又理直氣壯地放棄自身的文化特殊性向帝國的偽普遍性看齊。既然帝國文化已經被內化,那麼帝國文化產品還能被認識與學習(而不是反省)的就只剩它的工業技術與生成邏輯。然而文化特殊性的發達與這個工業技術的發達是皮與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焉附?


僅管如此,我們的文化事業主管機關卻常表現一種莫名自信,以為台灣提早經驗與親近了帝國文化工業產品的技術與邏輯,就擁有後進國不及的創意與人才優勢,以之鼓勵進占其他後進國市場,即使那個創意與人才必須擱置此岸特殊性,即使作為「想像的市場」的後進國通過審批制度並不擱置它緊抓的彼岸特殊性。在這裡指的是中國。如果說帝國與買辦階級挾持的附傭國在文化/影視部門採取了一主動一被動的兩樣發展路徑,則當美國的影視產業大資本磨刀霍霍向著中國市場時,體虛多病的台灣竟以為可以效法分食之,豈不謬然?(請進一步點閱本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