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新防會）近日完成觀察報告，指出網路世代不僅創下太陽花學運新境界，也改變了傳統主流媒體的內涵和面貌，各方矚目。類此全天候的24小時網路傳播，人人都是記者，新聞報導內容不斷更新和充實，已限縮媒體或政媒操弄空間，讓辨析新聞或文宣功效顯著，也使錯假新聞經不斷查證而現形。是以當下的傳統媒體，應加強專業倫理與科技並進，省思改革求新求變之道，才不致遭淘汰出局。

太陽花創新境界
不論從「318」學生佔領國會、「323」行政院驅離或「330」50萬黑潮、「401」白狼糾眾路過到「410」學運退場出關播種等事件觀察，學運期間諸多抹黑、抹綠、抹黃等作法，部分主流媒體仍停留在「威權時代」的思維和心態，忽視學運的民主改革意義和價值，包括：學生何以主張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立法？何以要退回30秒通過的服貿協議？何以對服貿有國安疑慮？為何中國如此明顯「讓利」？何以學生反對草率決定下世代的未來？

正因如此，新聞處理偏頗和誤導現象層出不窮，未能善盡「第四權」職責。其間，部分媒體隨政府當局起舞，指學生為「暴民」，對「公民不服從運動」或其民主政治理念，乃至服貿協議等解釋性報導，卻付諸闕如，反專挑學生若干言行做負面報導，模糊了學運的核心意義和價值。

同時，公共電視和中央社都屬公民納稅支付的國家電視台和通訊社，理應捍衛公共利益、亦因立場不公，遭到批評。其中，公視「暫停」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主持的「NGO觀點」；而原定3月31日重播「就是要搞學運」，其中包括訪談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也遭臨時撤換，改播「高凌風台北演唱會」。儘管公視董事長邵玉銘在立院表示「誤會一場」，公視已有若干董事要求究責。

又如立委鄭麗君同樣批評中央社處理新聞比例失衡，並提出數據佐證。例如：支持服貿或批評反服貿運動的新聞比例，明顯高於反服貿運動訴求（3月28日、29日和31日）；支持服貿或批評反服貿運動的新聞，與支持反服貿運動的新聞則數相比，分別為10比1、18比2和10比3。以3月29日為例，當天20則相關新聞包括政府和企業支持服貿新聞14則，反反服貿運動4則，在野黨及反服貿運動者發言各一則。
此外，學運期間發生中天新聞台抹黃、物化女性事件，受到社會嚴厲批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經委員會議認定，中天《新聞龍捲風》因4月4日談論太陽花學運，來賓彭華幹在「太陽花女王」劉依函的照片胸前比劃還說不雅等言詞，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違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及「公民與政治權利」等國際公約保障性別平等及人權精神，情節嚴重、處罰50萬元。中天隨後聲明停止名嘴彭華幹通告，對觀眾致歉。另一方面，自認受害當事人及婦女新知基金會已提出求償訴訟。

三月各主要報紙的「太陽花學運」新聞評比，有違新聞專業規範者。依序為：
中國時報12則、聯合報9則、蘋果日報5則、聯合晚報3則、自由時報1則，合計30則。（參見附件、新聞紀實）

事實上，民主國家的媒體須站在公眾立場，監督政府，善盡第四權職責，若淪為政商文宣或操弄工具，必失去社會公器和媒體自主功能，使公信力不彰。其次，部分媒體對學運採侮蔑的態度，或抹綠、抹黑泰半涉及「主觀建構」編寫，易產生偏頗、誤導。

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在3月21日的《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專文中，強調此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同時提醒，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因為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他認為，這是一次自動自發的公民運動。還引《紐約時報》的報導，認已在台灣抗議群眾和反對黨之間劃了一條清楚的界限，對兩者的活動分別敘述，而不是混在一起。復引述一位年輕女性的醫護人員的話：「我們目前也許有點遲了，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種活動，我們便不能讓政府聽到人民的聲音了。」這裡流露出來的是真正的民主意識，絕非任何黨派所能假借的。

再者，南非知名大法官薩克斯（Albie Sachs）說過：「憲政是民主的黏著劑，文明地要求對意見不合者心懷寬容，對所有爭執者保持敬意。這是和解共生的基本理念」；「廿一世紀將由司法權確保立法權和行政權都會遵守人民基本權利保障的規範」。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媒體的載具多樣化，使得即時性的新聞，各大網站、新聞雲都能隨時迅速獲知截錄，不像過去須依賴主流媒體才得到。今天電視和報紙的編寫處理，必須以新的「觀點」和專業知識，配合類此稍縱即逝的新聞事件，做新的詮釋，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

媒體須改革應變
這次學運的特色之一，就是及時糾正政商媒操弄的手法，並能迅速查證錯假新聞，讓若干傳統主流媒體無所遁形。例如，林飛帆和學者黃國昌曾在凱道（黑衫軍）集會前夕，主動否認媒體報導他們有與任何校長密會，並指控黨政高層頻頻利用媒體放話、分化、扭曲，污名化學運。

另外，學運領袖魏揚也否認是「323」攻佔政院首謀。指出部分媒體報導他聽到遭聲押便「崩潰大哭」、「哭著找媽媽」的說法，他「只能莞爾」，因為當他遭十幾二十名霹靂小組暴力逮捕、毆打都不曾恐懼哭泣，「豈會因檢察官薄弱至極的指控而感到恐懼？豈會為早已聲明將一肩承擔的法律責任而落淚。」

國際媒體對台灣學運高度關注和稱讚，還有專欄專家指出，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造成的結果就是：「進入你的國家，我利用你的自由做我想做的一切；你進入我的國家，我用我的專制手段，限制你的自由，迫使你乖乖就範」。
也有的批評「401」白狠糾眾路過事件。像《外交官》（The Diplomat）雜誌撰稿人柯爾說，學生佔據立院後的指揮系統井然有序，由專人透過社群網站發布消息，還有能將新聞稿翻譯成35國語言的翻譯部門，「人才濟濟足以組成一個政黨。」

這次太陽花學運證明台灣網路世代已創造了一個新境界，網路新聞使傳統主流媒體受到極大挑戰，「唯我獨尊」的主導地位動搖，顯然主流媒體須嚴肅認真看待，省思改革求新求變之道，跟上新時代的腳步，才能滿足公眾「知的權利」多元需求。

作者為前國營台灣新生報發行人兼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