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富/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博士後研究）
2008年馬來西亞舉行全國選舉後，在野的人民聯盟(簡稱民聯)取得突破性的成長，對執政逾半個世紀的國民陣線(簡稱國陣)政權形成更直接挑戰。在2008年至2013年間，如何保住或替換政權，可說是馬來西亞政治場域鬥爭與動員的主軸。
這時期不管是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有一大致共識，要改變長期僵化與貪腐的威權體制，「打倒國陣」是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應集中力量快速累積更多選民的支持，以贏得這場機會難得的朝野對決。在這樣的背景下，最有資源與動員力量的政治運動，掌握整體改革運動的主導權，以「改變」(ubah)的旗號，吸納與收編各方力量以達至改朝換代的階段目標，民間長期推展的新聞自由運動也在這個行列裡。
然而，在未積極賦予「改變」更多具體內容下，使其成為空洞與蒼白的修辭，且快速被窄化為僅是「替換政權」的想像與論述，強化民間二元對立的支持或反對邏輯，以更有效進行選舉的動員。在選舉民主的框架內，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在此階段裡把社會改革的想像限縮在政權替換下，相當程度配合政治行動的步伐，且框限自身的改革行動。
2013年505大選變天未成後，特別是面對執政聯盟可能的選舉舞弊與民意弱勢(或46%選票但議席過半)卻掌權的正當性等問題，在野聯盟與民間社會無計可施和被迫接受「政治現實」，讓不少人深受打擊。
過去一年來，在朝者無能治理與在野者表現乏善可陳下，宗教與種族等議題被放任炒作，使族群政治的對立氛圍愈形濃郁。許多公民社會組織在505後未見更多主動積極的作為，甚至迷失方向，無力展現自身主體性。這些場景的出現，使得跟隨大隊編織「改變」夢想者更灰心與失望，也讓虛無與犬儒的態度找到滋長沃土。
傳統媒體更仰賴政府
對於媒體環境來說，基本上也呈現消極與困頓的狀態，不僅未有前進突破，甚至有倒退跡象。
一直以來國陣政府透過法令、產權、官商利益結合等方式，相當有效地箝制主流媒體，讓其自我設限，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在網媒努力突破各種資訊與言論限制後，使得更多閱聽人了解政府限制新聞自由與掌控主流媒體的真實狀況。
已被認為是執政黨喉舌或立場太明顯偏向執政黨的主流媒體，公信力與影響力不斷倒退，根據市場調查公司的統計，屬於主流媒體的各家報紙在2013年第二季(505選舉即在此時期)讀者人數下挫10%至40%；相反地，提供替代內容與制衡主流媒體的網路媒體，此時期各新聞網站流量則激增兩成以上(當今大馬，2013.9.30)。這樣的發展讓在網絡戰中居下風的執政黨，在選後更積極透過各種力量建立網媒，搶奪網路空間的話語權，譬如《cilisos.my》和《theantdaily.com》等網媒的出現。
面對外在嚴峻的挑戰，各傳統主流媒體採取消極的縮減人員或「微」改革等方式因應，試圖減緩對自身的衝擊，也舒解面對強大壓力時的焦慮。經常被批評為「社會亂源」的巫統(UMNO)喉舌–《馬來西亞前鋒報》(Utusan Malaysia)，在選後獲得首相納吉(Najib Razak)公開力挺，甚至要求政府部門與官聯公司(政府為其主要股東)在《馬來西亞前鋒報》上多刊登廣告(當今大馬，2013.9.13)，把納稅人的血汗錢直接投入黨國喉舌。據官方公布數據，2013年官聯公司花費近億令吉(約十億新台幣)在主流紙媒刊登廣告(當今大馬，2013.12.9)，成為主流紙媒更加仰賴的財源，使得政府與媒體之間的侍從關係更為鞏固。
國陣政府在選前為打造開明的形象，對於長期被詬病壓制媒體的部分法令做出修改。2012年政府修訂惡名昭彰的《出版與印刷法》，表面上似放寬出版的自由，實質上卻賦予內政部長掌握媒體的生殺大權，讓其擁有撤銷媒體出版准證的權力，而505後就出現一個實際案例。
2013年8月The Edge公司取得出版英文報刊的出版准證，隔周卻在政府未給予任何解釋下，通知該公司暫時擱置發出准證。The Edge公司不解為何出現此項轉折，要求內政部解釋，但是卻未獲回應，乃向法院申請司法審核內政部的決定，內政部隨後同樣在未給予任何理由下撤銷此出版准證。政府此項決定嚴懲意味濃厚，也向外展示政府掌控媒體生死的權威地位。至於被視為政府眼中釘的《當今大馬》，多年來嘗試申請出版准證以出版紙媒，但一直都被拒絕。
在「後505」的社會脈絡與媒體環境下，「卡住」許久的爭取新聞自由運動，是一個怎樣的處境，本文將以2013年底《熱點》(The Heat)周刊被凍結出版的事件，嘗試為目前的新聞自由運動發展提供一些觀察面向。
內冷外熱的協商過程
2013年底《熱點》周刊遭內政部下令凍結出版，經一個多月的折衝，終於在今年初以不更改其出版無條件下獲得解凍。相較近期喧囂不止的各種政治與衝突事件，已獲「圓滿」落幕的「熱點事件」似乎無甚重要，然而，此事件所產生的效果，相當程度彰顯爭取新聞自由運動中持續存在的部分困境。
在民意弱勢下持續擔任首相的納吉，遭遇黨內鬥爭與黨外不斷施壓，已無法承受過多的負面消息，在較難掌控新媒介的情況下，整治傳統媒體成為減輕壓力的必要途徑。《熱點》這個才創刊三個月的雜誌，報導不利於納吉的訊息，且是指向納吉夫妻經常被詬病的奢侈浪費一事。此項踩到納吉底線的報導出現後，快速地面對來自政府的懲治，內政部以極為牽強與薄弱的理由凍結《熱點》的出版。
對於政府不合理凍結出版的行徑，民間與《熱點》基本上呈現「外熱內冷」的狀況。外部以網媒為主的新聞工作者與社運組織發出怒火，認為這是對新聞自由的一大打擊，試圖集結力量進行聲援，抗議政府對媒體的壓制。至於組織成員主要來自主流媒體的馬來西亞半島新聞工作者職工會(NUJ)，在此事件中未給予太多聲援，引發不滿與批評，曾擔任NUJ總秘書，現在網媒工作的安巴拉甘(V Anbalagan)指出，如何在爭取媒體自由與爭取會員福利之間保持平衡，一直是NUJ的難題，特別是主流媒體老闆拒絕給予支持(當今大馬，2013.12.28)。因此，主流媒體老闆的態度，經常左右著主流媒體新聞工作者在新聞運動中的態度，在現實考量下主流媒體工作者多不願冒風險投入參與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
《熱點》的管理層與媒體工作者也採取這類態度，低調尋求「體制內」解決問題，去信向內政部進行解釋，對外部的聲援基本上採取低調態度，不願讓事態擴大。《熱點》管理層對此事的態度與處理方式，部分可從此公司背景來理解。《熱點》為與執政黨關係密切的商人許志國所有，他除擁有自身本業外，曾擔任執政黨馬華公會(MCA)所控制市占率最高的英文報–《星報》(The Star)管理高層，後來創辦「許志國媒體集團」(HCK Media Group)，除《熱點》外，旗下還有《大馬焦點》(Focus Malaysia)商業週刊與網媒《每日蟻論》(theantdaily.com)。
在《熱點》內部冷處理下，外在聲援力量也難以持續施力，使得「熱點」難以蔓延燃燒成爭取出版與新聞自由的運動，僅能靜待政府做最後判決，而這也重覆著威權體制長期控制媒體的邏輯與套路。
從結果來看，《熱點》管理層的策略作法相當有效，當然外在抗爭可能對政府形成一定的壓力，終於保住雜誌的持續出版，且因此知名度大增，甚至掛上敢於挑戰政府的名聲。然而，在整體效果上，這過程無論是有意或無心，已成為政治維穩的一部分，更確認掌權者不可挑戰的地位，而新聞自由是由政府說了算，這無疑是對爭取新聞自由的一大打擊。
傳媒治理方式的調整
面對支持力量伯仲的在野黨競爭，近年執政黨不斷宣稱要開放媒體，改善新聞自由。實質上主要是減少以往「硬控制」方式，而是採行較迂迴與細緻的「軟控制」，透過或明或暗的警告或行政程序等方式，讓媒體在不願「踩地雷」的情況下，自行限縮的審查內容。
在「棍子和蘿蔔」的恩威並重治理策略下，國陣的威權侍從主義對主流媒體能有效控管，特別是對財團所擁有的商業傳媒，他們必須維持和政府的關係，且鞏固政府與傳媒之間的主從與合作角色，共構與維繫新聞自由被壓抑的格局。如今更明顯讓其親近或「較聽話」的商人或財團掌控媒體，上述「熱點事件」不是單一事件，過往財團所掌控的媒體在被政府警告或懲罰時，基本的作為經常是不讓事態擴大，然後在「體制內」處理，傳媒經常以調動編採主管來化解「危機」。
除了上述結構問題，馬來西亞長期缺乏對新聞自由與媒體改革的論述與想像，新聞工作者與閱聽人對這些概念的理解和體會不夠深刻，不易召喚更多人加入媒改和爭取新聞自由的行列。新聞工作經常僅被視為一份職業，而非社會改革的一環，新聞工作者團結起來抗爭的意願不高。
以上描述大致讓我們看到目前馬來西亞推動新聞自由與媒改的部分困境，然而，民間還是有一些力量試圖運用各種媒體實踐方式，尋找突破困境與累積動能，譬如《街報》以附屬於在野的行動黨(DAP)黨報《火箭報》的方式，出版印刷版與網路版，且與港台獨立媒體進行連結，試圖提供不同類型與視野的訊息和言論，建構基進改革的可能。一些基層新聞工作者也嘗試集結力量進行實踐，譬如一群檳城的華人新聞工作者在今年五月初創立《明察暗訪》，試圖在被限制的工作環境之外，提供不同的深度報導與分析，以及更多元的言論，推進社會民主化。
至於關心與推動新聞自由和媒改的民間組織，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面對如今社會氛圍的變化，也須重新思考與想像未來的實踐方向，以更積極有力的策略和論述累積動能。在這條漫長的改革道路上，需要有更多不同的行動，才可能突破與改善長期崩壞的媒體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