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生存，就得依靠營生資訊：人群要擔負經濟、政治社群角色，更須要豐盛而正確訊息。大眾傳播媒體衍發之後，不期然就負擔了提供這些資訊及任務的社會公器（public institute）–因為它被信托為可以專業處理這些相關資訊的專業機構，所生產的「產品–新聞」，因為有機構「掛保證」，可信度不容置疑。大眾傳播媒體有了這種「天賦使命」，制度性工作權利和影響性功能態勢，一種制度性專業保障–新聞自由，便呼之而出，應運而生，成了新聞業界基於其身份、工作需求和保護的一種制度性權利（institutional right）。

　　新聞自由理念和衍展，源自英美，經過近四百年起伏，時至今日，在普世價值中，新聞自由，已被視為民主、自由的基石–因為，民意（輿論）政治，必然以意見自由為依歸，如果民意不得申張，民主便無著力之點，而訴之於意見之能充分表達，則正是新聞自由基石。

　　故就新聞傳播角度而言，新聞自由已被普世默認為大眾傳播者及機構自然享有利得，其定義、內涵和時義，雖因現實政治環境而歧義重重，但其內涵總以採訪、傳遞、刊載和閱讀為支柱，亦即各國憲法所言之出版、言論、意見表達自由，以期能達到公眾資訊自由傳布，公眾意見自由交流的目的，亦即傳播權、資訊權的維護，已無異議。

　　大眾傳播媒體既享有發表意見自由和報導新聞事件自由，便在在觸動社會勢力，反向思考由是而生：認為基於追求更大公眾利益（for the public good）之當下，新聞自由，可愛某種程度限制，說新聞機構、其從業人員，寧有藉此大消纛，去表達一方觀點與偏見。尤有甚者，持此看法者認為：

1.公眾是沈默的多數，壟斷的媒體，把新聞自由的權利，集中有少數傳媒及其從業人員手中；

2.有政府、權勢影響下的新聞業界，難有表達的「權利」，小媒體更難得受到重視，所以經常掛在嘴邊的新聞自由，只可說是口惠而實不至–說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

3.新聞業界，不是因為道德高超而被選拔出來的，也不是經過選舉而獲得的職位，就是跟民主社會的其他機構一樣易於腐化，哪，為何新聞自由，可以是民主政治中，唯一完全不受約束的制度（理念）？

　　從世界各國語義意涵上分歧，新聞自由可以意指其消極性和積極性兩方面：

　1.消極性是：「免於（　　）的自由」「free from (    )」；如：「免於（政治逼害）的自由」；

　2.積極性是：「為（　　）的自由」「free for (    )」；如：「為（政治受害者申訴）的自由。」

　　－－所以，新聞工作權與自由性指的是：免於公權力不當侵犯新聞自由的權利。

　　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干擾不少，簡要言之，約有：

1.經濟性：媒體利字當頭，或意圖壟斷和獨佔，甚至收購合併；
2.文化性：如傳統上對意見的容忍彈性；
3.媒介：如守門行為（gate keeping）；
4.政治氣氛：政黨輪替，媒體作政治投機、觀望；
5.經營策略：如編輯政策；
6.自我檢查：不當退縮，寒蟬效應；
7.不當人情包袱，編輯室社會化，內部新聞自由不足，工作自主權被削弱；
8.專業素養之堅持、道德觀念強弱，民意調查之操控；
9.外來壓力：如受到威逼、利誘（如廣告、置入式行銷）；
從業員執行正常、正規工作時，受到妨礙或粗暴對待；
10.新聞自由，英語用”freedom of the press”–而非”liberty of the press”，似一開始就把自由推至無限上網，而其實，任何自由皆有其相對性。美國只有三權分立，沒有監察制度，因為媒介有批評、監察政府功能，所以美國傳播學者才將媒介稱為「政府第四部門」（the four branch of government）。法國大革命期間，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 1754-1793），就曾概乎言之的說：「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O, Liberty, what crimes are committed in thy name）。

　　當權者意圖影響，媒體徘徊在揭密與濫用公器、不負責任之間，新聞自由便經常與誹謗、國家機密和國防安全糾纏聚訟，那麼碰到類似爭論時，是否有法子可以平心靜氣地檢視一下，而非籠統地以新聞自由一語而蔽之。答案是–有的，美國學者戴魯斯（Louis A. Day）曾提出一個S.A.D法則（Situation definition / Analysis/Decision），簡而言之，即：1.弄清楚狀況：發生何事？牽涉到那些原則、價值觀及道德問題？2.分析事件的原則及價值，檢視事件外在因素，審查各造應負的責任及義務，檢討相關的新聞道德理論。3.作出有否違反新聞自由定義，之後，再依據新聞道德理論，辯證所做的決定，最後拍板定案。

　　新聞自由概念，源起英美，為非共產主義國家所熟諳；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美國制憲大會在費城召開，因為驚覺憲法對人民自由權利未有保障規定，因而立刻訂出＜權利清單＞（the Bill of Rights），附於憲法之上，成為憲法第一條至第十條修正案（Amendments），其中最著名、最為新聞業界掛在嘴邊的，為關係到新聞自由之第一條（First Amendment），全文為：「國會不得制訂法律，對成立宗教或宗教活動，加以限制；或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民和平集會的權利，或向政府訴願的行為，予以剝奪。」

　　不過，在集極國家中，因為基本上，奉行列寧、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攻擊走資主義新聞學，認為資本主義新聞自由模式，只是資本家藉廣告來操控媒介內容。媒體大部分為官僚，受共產黨領導，執行共產黨政策，成為共產黨宣傳機構和工具，輿論一律要藉媒介來宣傳、組織和鼓動民眾。香港和澳門位於大陸「臥榻之旁」，數十年來，對於中國共產黨對媒介、新聞處理原則與手法，和所謂「新聞自由」概念，大多耳熟能詳，加以政權回歸之議一起，中共即對香港傳媒，指指點點，擺出一副家長面孔，屢次指責某些傳媒「造謠」滋事，某些牆草頭傳媒，更看風駛?，自我「約束」–如傳播某些節目，停掉某些作家專欄等等，憂疑聲由是而生，咸擔心港澳地區新聞自由，將變成「鳥籠式」般樣貌。當時論者的「鐵口直判」是：

1.回歸之初，港澳地區新聞自由，未至於驟變，但在往後日子，媒介會受到內、外部不當壓力；
2.媒介新聞處理和編採，會受到不當干涉；
3.法律會給傳媒下緊箍咒；
4.媒介避開過於敏感的政治新聞，競以出位的煽色腥社會新聞及瑣碎八卦新聞是尚；
5.傳媒自我審查、步步為營，怕獲罪北大人；
6.傳媒老闆對掌權者察顏觀色；以及
7.傳媒以商業取向掛帥，走市場導向／壓力新聞學路線，一切以小報式手法，來處理新聞。

　　只有五十萬人口，與香港只是一水之隔的澳門，在香港媒介易得性競爭力之下，1999年回歸時，姑不論其發行量大小，竟也能維持八家中文日報，一家英文日報、一家電視和電台–雖然，政府對紙本傳媒向有津貼，是人所皆知的事。

　　以當時澳門本地中文報章而言，《澳門日報》係中共全資擁有，中資廣告不虞匱乏，營運最上軌道，但社長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總編輯則是廣東省人大代表，就等同大陸的海外報紙。第二分大報是《華僑報》，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開始親中，負責人為廣東省人大代表。另一分由《體育日報》改版的《正報》，負責人為廣東新會縣政協。澳門傳媒政治取向，不言而喻。

　　回歸十五年後，澳門本地報紙，除了四分葡文報紙外，中文日報由原來八家，增至十二家，中文周報增至十三家，電視台兩家（有線一家），電台一家，英文日報三家–看來，澳門媒介看似比回歸前蓬勃發展，但識者對新聞自由似又隱憂重重：

1.媒介自我審查、約束，寒蟬效應泛濫，不敢為民請命；
2.媒介內部新聞自由被大力壓縮，主管階層怕事又強迫下屬，新聞從業員離心離德，去職者眾；
3.為求息事寧人，政府公關稿（港澳行家稱鱔稿）充斥，來稿照登不誤，不得失權貴，杜塞民眾知情權；
4.政府屢屢試圖將出版法加大力道，實行政治操作，加強對傳媒影響力；
5.賭博業發展蓬勃，賭場工作比一向低薪之傳媒工作，更能吸引年青人；媒介人才流失、空虛，甚至青黃不接，資深人才闕如，難有大是大非，直擊問題核心之卓越報導出現。
6.澳門為一賭埠，民眾視民生為第一要義，將於自身政治權益，多存「蟻民」心態，知識份子則惜墨如金。

　　港澳回歸之時，「百載艱難除舊約」，大家都慶賀終於──甩了殖民地之名，成為不同於大陸的「得資（本）獨厚」的特區了，隱然不去深思、前瞻共產黨本質和中共一貫作為。特區年限為五十年「不變」，歲月不居，港澳回歸時程是剛剛回歸→逐漸更回歸→大半回歸→完全回歸–驀然回首，港澳已是廣東省的一個市了。在此逐漸邁向完全回歸的步履中，中共豈無漸進式作好完全接收的準備？進程的差別，只在快慢而已。

　　如是我言，澳門新聞自由，1999年回歸之後，後諸多新聞指標事件來看，似已有日漸緊縮傾向，生機寂靜，如果用我們慣用的那把衡量新聞自由之尺，去思量澳門新聞自由的未來，答案是否已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