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新聞獎無論在數量及規模上均倍數成長，尤以西方最為盛行。何故？ 首先，西方國家的媒體文化相對較為成熟，再者，新聞媒體市場的競爭激烈，一個新聞媒體，無論大或小，均希望能夠獲得新聞界的肯定，藉此獲得獨特定位、大眾認可，從而獲得市場佔有率。
比如說，在美國，每年大大小小的新聞獎，無論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加總起來就有超過200個。對於美國新聞界來說，贏得新聞獎已經成為眾家新聞編輯努力目標，對於廣告業務部門來說，則會視之為行銷賣點。
然而，在中國，新聞獎的數目隨著90年代中國大幅的社經改革，也開始呈現蓬勃成長的現象。在這波轉變之中，中國的新聞獎，從國家到省級，再到城市級都有，同時見到贊助單位類型非常多元，從政府、公司企業，到各類型的NGO組織都有。在獎項類型上，也多見創新，如環境新聞或調查報導等項目。
新聞獎代表專業的肯定
就文化產製面向來說，新聞獎代表著一種專業上的肯定，代表著在這個領域中，由專業者來評選出最好、最優秀的那個新聞工作者。在高度競爭的新聞環境中，新聞獎被視為是新聞界的最高榮譽，肯定獲獎者不僅是獲得專業評審的青睞，更應該受到新聞圈和社會的讚揚，所以說，得獎得也象徵著他在新聞圈將具備更高的地位。
那麼，誰會是新聞獎競賽場上的選手呢？無疑的，媒體組織是重要的參與者。因為對這些新聞媒體而言，新聞獎就是他們在市場中想要得到的，進而由各種新聞獎來幫助其建立品牌、也保持著公眾對他們的信賴感。新聞記者更可以從中獲得，專家對其報導作品的肯定，使他成為新聞記者圈中的新聞報導專家。
新聞獎將催生出各國的專業共識
當然，在這裡面，政府也扮演著政策制定與政治行動者的角色，明著或暗著來形塑新聞獎的主辦方向。
不同的國家，也會有不同特色的新聞獎，完全依據該國的政治與市場互動的情況而定。比如說，在民主深耕的國家，新聞獎更可能扮演制度的催生者 (agent of legitimation)，形成新聞專業的共識與規範。
在2013年《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這本期刊的特刊中介紹到，新聞獎做為一個競賽場域，以及做為一個新聞界的規則、機制，甚至是制度建立的過程。在其四篇文章，前兩篇是介紹中國的案例，均提及：在中國，新聞獎已逐漸成為市場與社會中，新聞同業之間相互競賽的關注焦點。
另外，第三篇是臺灣的案例，文中提及：新聞獎已從一個官方設制的體制，轉變成為自我規範的新聞同業獎勵體系，在媒體圈中獨立發展；可惜的是，目前仍有政黨的政治影響在裡頭。最後一篇則主要是介紹歐洲的新聞獎，相對來說，其展現出較成熟而獨立的新聞獎體系。後面這兩篇，臺灣與歐洲的案例，不但可以做為中國案例的廣泛參照，從一個理論化視角來看，四篇文章的組成，就更突顯了新聞做為一種社會制度的觀點來加以理解。
各國新聞獎研究發現
首先，東東（Dong Dong）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及，新聞獎做為一種新聞界的權威，實則包含一個在新聞界內外的、動態的，以及多面向的合法化過程，他舉了「中國環境新聞獎」(China Environmental Press Award, EPA) 為例，EPA 是中國唯一一項由純草根、小規模、由新聞利益團體「中外對話」 (China Dialogue) 所組成的新聞獎，並由新浪網 (Sina)、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與一個環保團體等組成的聯盟所贊助。其重要性在於，它是一個擺脫官方贊助，又能主導中國新聞界的新聞獎，亦是近年來興起的NGO、國外媒體與網路資訊娛樂媒體，在中國這波媒體變革與專業化顯露與獲益的角色。
著眼於公民社會的力量，第二篇作者曾繁旭 (Fanxu Zeng) 與李豔紅（Yanhong Li）提到，1980年代，一些官方色彩濃厚的新聞獎，以表彰特定新聞人對社會之貢獻，並肯定其對某種社會價值與士氣的鼓舞，延續至2000年後，演變成了一些非官方但具商業色彩的新聞媒體，如《南方人物周刊》 (Southern People Weekly)、《新假期》(New Weekly)與《南方窗》(Southern Window)等；同時，他們也主辦了一些如「年度人物」(Men of the Year)或「年度青年領袖」(Annual Award for Youth Leader)等新聞獎。總之，文章總結，由媒體所主導、頒發給文化菁英、社會名人與商業領袖的獎項，逐漸朝向著商業化、品牌化，以及觀眾市場化的趨勢前進。
由黃順星 (Shun-Shing Huang) 所撰寫的第三篇文章，則從較為質疑的觀點提出臺灣的經驗。黃文指出，新聞獎是新聞專業度的重要指標，他回顧1987年解嚴前與解嚴後新聞獎的歷史沿革發現，解嚴前，新聞獎是為了提升政府政令宣導而辦，而新聞媒體則呼應官方的新聞價值觀，並滲透於其新聞實務之上；在解嚴之後，新的新聞獎，如卓越新聞獎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xcellent Journalism Award），則由媒體組織及自願性媒體專業協會共同創立，目的是為提升新聞專業自主而努力，而這同時是所有新聞獎，包括前述兩篇所提之案例，所引頸期盼的目標。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臺灣記者同業中，仍有人質疑新聞獎對新聞媒體專業化之效用。黃文分析，這是因為商業媒體很快地學會學會如何運用資源來贏得新聞獎，但未必與每天的新聞室實務有關；又或許，目前的新聞獎內化了官方對於新聞專業的「卓越」，並未進一步採取更新的專業標準，而後者才是臺灣新聞界目前更加需要的。
最後一篇則是由劉洋(Yang Liu)探討歐洲的新聞獎。劉提及，「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 WPP)，被公認為全球最大、最具聲望的新聞攝影競賽。WPP做為一個論述平臺，其實是介於去理解全球攝影記者們所表現出來的專業標準之外，同時也跨國界去建構出一個共享的全球環境主義論述。劉文指出，過去20年148張得獎的環境照片，絕大部分是來自已開發國家，然而大部分則會涵蓋到開發中國家中的事件或議題。許多來自開發中國家的NGO攝影工作者或記者，雖去挑戰已開發國家獨佔獎項的問題，然而，他們卻也試圖在西方界定的新聞客觀性標準之下，漸漸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拍攝出一張具有藝術性或具有社會倡議企圖的新聞照片，而為WPP所接受；這也反映出全球新聞界廣泛的生態改變，同時，更是國際環境政治中，權力正在進行動態轉移的象徵。
儘管各國對於新聞獎的意義有所差異，但是做為一種社會與權力結構下的制度，新聞獎將是一個公民社會理解自己新聞界的重要起點。
編者註：
對於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關於新聞獎研究專號的幾篇研究感興趣，可以進一步參考http://www.tandfonline.com/toc/rcjc20/6/4#.VEcWBk0cR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