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2015年年初，台北市警局頒佈新工作守則，表示為保障合法，並兼顧記者的採訪自由與安全，未來將於集會抗議現場劃設「媒體採訪區」。此舉引發各界討論，質疑限縮新聞自由，干涉記者採訪權等，為此新聞e論壇、媒體改造學社在台大新聞所舉行「採訪區圈了誰」專題座談，希望能聆聽各方意見，也針對設置採訪區、記者採訪權等有更多討論。
本場座談邀請到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委李志德，及多位曾赴抗議現場被警方強制驅離、施加暴力經驗的記者，公視獨立特派員攝影記者張智龍、新頭殼記者林雨佑、獨立媒體人鐘聖雄、苦勞網前記者孫窮理、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記者楊鵑如和公民記者皮皮等人。
過去社運或抗爭現場，警方與記者的衝突時有所聞，原先期待透過設置採訪區以規範記者的美意，不過在遭到台北市長柯文哲直言這想法「很蠢」後，目前北市警方同意取消採訪區，但仍保留「媒體聯絡人」，柯文哲也表示，基於公平原則，希望記者日後能穿上採訪用背心以供識別身份。
李志德首先談到，記協在這次採訪區的爭議中，和警界共開了四場座談會，多次協商後的結果也提出三個重點：首先，就是針對這次爭議性很大的警察工作守則，為內部的規範；再者是採訪區的討論，應該是經過雙方彼此協調，並且在彼此都可工作的前提下設置；最後，關於如何辨識記者身分的議題，李志德也說，在警方發表的聲明中有提到，由於記者是自我宣告即可認定，故未來只要記者表明，警察就應認定。
林雨佑回憶，去年六月他在烏來採訪時，遭到警察反扣手阻礙採訪，警察、抗爭者和記者間其實是個三角的恐怖平衡，也就是因為三者間沒有穩固的信任基礎，常常可能有公民記者採訪時，自己一時也情緒亢奮跟著高喊口號，才會讓原本採訪區的設置變得遙不可及。因此，不只抗爭者需要加強自我情緒的控管，警察的根本法治教育，還有記者傳達社會真實的使命，三者缺一不可。
皮皮也認為，採訪區跟採訪背心沒有必要，但公民記者在現場一邊直播的確不應該一邊喊口號，避免混淆角色。
鍾聖雄表示，過去自己在採訪現場也曾遭到警察壓制，命令他必須依循途徑，辦好手續才能採訪，他強調，這實在是太不合理的規定，而今天的座談會，應該是站在記者權利被侵害的立場，而非討論記者該如何跟日漸擴張職權的警方妥協，鍾聖雄說，警方應該看的是現場每個人的「行為」，而非是否具有記者的「身分」。
問題並不是在記者身分能否被辨識，孫窮理直言，辨識身分根本就是個假議題，警方就是在認定具有記者身分的前提，才順理成章施暴，他認為，和警方談設立採訪區，「好比狗咬人，去跟主人協商把你綁住，如果你把狗鍊拿掉，被狗咬就是你的事，這方法不蠢嗎？」。
過去有多次被驅離經驗的張志龍也坦言，警方在基於壓力、個人立場等原因，而做出的各種干擾手段實很難舉證，採訪區的想法雖然不切實際，但希望台北市還是能起頭做起，讓警察與記者雙方先有共識、再慢慢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上半場的討論在楊鵑如分享自己的採訪經驗後畫下句點，楊鵑如也提出思考，究竟記者在現場是否具有與抗爭者不同的特權，而關於記者的採訪義務及採訪之道為何，也將在下場論壇中有更詳細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