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上場論壇的討論，苦勞網前記者孫窮理提出質疑，當警察明顯要以國家暴力壓制抗爭者，一方面防止記者報導，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去和警方談採訪區時，是否想過這個問題？還是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公民記者出現，可能干擾到「執業記者」的工作？
李志德則回應，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7條，只要警察認為是干擾執行職務，就可以以行動壓制，而這條法則並沒有排除記者的身分。記協當然也重視公民記者，因此去和警方談採訪區，主要也是希望能讓警方現場執法時把公民記者的採訪門檻降低，不需要再發生公民記者以身衝撞，或許採訪區是值得嘗試的。
張志龍提出自己對採訪區的看法，過去他遭遇過很多警察限制級阻礙的採訪的經驗，因此他認為，採訪區應該是隨著記者到哪，就跟到哪的流動性設置，同時也必須高於現場的公權力，因為記者是在盡力完成工作，同時也是需要被保護的。
林雨佑則再次重申，警察執法必須站在行為面來看，他分析，這次採訪區設置爭議的正方反方意見，贊成者雖然認為採訪區是能保護記者的管道，但同時也有畫地自限之虞，認為圈圈內的才被認定是記者，其他圈外的人一律被視為抗爭者; 至於反對採訪區的人則不希望看到記者採訪權被限制或剝奪，不管從什麼角度去討論，最根本的還是警察與記者間的信任問題。
鐘聖雄回應林的論點，他說，信任問題固然重要，但最初也是警察先不信任記者，才希望用採訪區的概念圈住人民，皮皮也提出看法，在現場的警察很常用設備的高低來辨識身分，常常在採訪場合中他僅手持平板電腦，相比於扛著專業腳架的攝影記者，他看起來就是「來亂的」。
在抗爭現場常有不同狀況出現，上個月剛辭去風傳媒文字記者的王立柔也分享，辭職後她去國道收費員在總統官邸的抗爭現場，當時她僅用手機站在旁拍攝，但當警方開始動作清場後，警察要求她自己走上警備車，她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已經不是記者的身分，但若說不是來參加抗爭，好像又是刻意和抗爭者做切割，因此其實很矛盾。
王立柔說，事後她思考了很久，以後若再遇到一樣的情形，她會說「我是來採訪的」。記者在現場的「任務」跟抗爭者不一樣，抗爭現場常會有許多變化，但一定要忠於陳述事實。
記者的工作危險性高，要出入不同場合，同時還要兼顧採訪與自身安全，並且不讓自己的情緒過度投入在現場中，採訪區的爭議確實很大，也可能被過度美化，但透過本場論壇中許多資深媒體先進、公民記者的分享及提問討論，期待能讓更多人重視記者的角色及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