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專欄由資深新聞前輩呂一銘先生針對其過往新聞經歷和見聞，進行一系列撰文，部分回憶性文章較長，因此採取分次刊登，如同連載小說概念進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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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些早年的新聞採訪背景，或許有助今天的讀者了解，不致產生誤解。何以過去採訪顧忌層面太多，往往讓記者礙手礙腳，甚至撰寫報導都比較四平八穩？主要是當時的時代環境使然，確實不易暢所欲言。例如在1988年前，臺灣尚屬戒嚴時期，海峽兩岸仍是軍事對峙的嚴峻局面（中華民國遷台後，1954年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1979年年底與美國斷交後一年終止），枕戈待旦，黨國威權當道，形格勢禁，根本談不上什麼新聞或言論自由，政治是禁忌，則無庸贅言。
所以當年所謂主流媒體的五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臺灣新生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另有三家晚報（大華晚報、民族晚報、自立晚報）跑黨政、國防外交新聞，幾乎是「作文比賽」（僅聯合報、中時尚稱「敢言」，自立則以「無黨無派」挑戰當道，時仆時起），新聞泰半是由官方「餵食」（言論部分尚有民主鬥士，前仆後繼，努力不懈），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等為主，主觀建構編寫較多，能客觀平實處理並不容易（若視為終南捷徑，則另當別論），視傳播媒體為「文宣」工具，有如官方的「扈從」。
獨家也者，頂多比同業早一點或不同型態報導，或是替官方作政策性的試放「空氣球」，或測試「民意水溫」等，不一而足。而跑國會（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者，因朝野民代尚有不同黨派關係，或稍有侷限式的揮灑空間（泰半藉民代、學者借題發揮），至於其他如經濟、科技、文教、司法（偏重社會新聞）等採訪路線，看來或許束縛不多，但蔣經國強人執政時期，若涉及「絕對機密」或「極機密」者，不只涉及官員遭殃或媒體高層或老闆遭到警告（我早年在聯合報頭版頭題獨家報導諸多涉及國防科技的「國家重大科技發展計畫」，或「臺灣研製小型原子彈」等皆有類此的遭遇，此是後話，改日再談），還會使媒體產生「寒蟬效應」（當時尚有「白色恐怖」魅影幢幢）。不過，舉凡醫藥衛生、經濟民生、文教之類者，官員和學者均樂談，還願透露或解說分析，但只要遇上比較「機密」者，不論是經濟民生、教育政策，或與人事異動有關者，個個噤若寒蟬，就是怕麻煩上身，資深記者還得作「心靈輔導」，循循善誘，才能得到較好又安全的獨家新聞，然要如何「安全上壘」，可說是當時獨家採訪的眉角，記者「各有巧妙不同」，也只能盡在不言中，盡信書不如無書了。
今年初，新北市長朱立倫選上國民黨主席後，他是否參選2016年的總統，就傳聞不斷，而他嘗批評媒體是「創造性」的報導，讓人啼笑皆非，卻也勾起我半世紀前當記者的一項重要回憶，也就是在四十多年前和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先生（之前，在他任職農復會技正、組長即熟識），有了堪稱「空前絕後的合作」，並作了一連串的獨家報導（自1974年即民國63年，2月4日至3月6日，為便利撰文及閱讀起見，改用西元），肇致「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軍公教福利中心」的誕生。
戒嚴時期的所謂獨家
箇中採訪過程堪稱「驚心動魄」，有如「瓦倫達」走鋼索。主要是此則新聞為政府政策未成形前的東西，並沒有具體內容，亦無法靠單一的「深喉嚨」提供（除李政委外，尚有部分人士協助），跟美國1970年代（1972年6月）發生震驚世界的「水門案」不同，當時的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是賴「深喉嚨」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馬克�費爾特（William Mark Felt, Sr.）祕密提供「具體情資」，從而「詳盡報導」，導致尼克森總統（1974年8月9日）被迫下台（兩人也因此獲得了1973年的普利茲新聞獎）。而我為此政策「雛型」（隨時會「胎死腹中」，無從伸冤）的獨家報導，則須付出極大的風險，在當時是簽下軍令狀的，若新聞不確，得隨時走人，足見類此政策性新聞獨家採訪之不易一斑。
由於當時的聯合報，接連數週作頭版頭題，和二、三版頭題，還有一系列的專題邊欄及特稿。例如2月4日的頭版頭題「縮短生產與消費者利益的新構想，設立民生合作社」，當天三版頭題並刊「一項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距離的新構想 設民生合作社 維護大眾利益 政府為什麼研擬設置民生合作社？以及想法、做法？」系列專題報導，而當時聯合報主要競爭對手的中國時報，則相對「獨漏」（只有找學者根據我的報導發表言論，沒有接續的新聞報導。據聞當時中時找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寶樹、蔣經國親信李煥及財經首長李國鼎、孫運璿查證，是毫無所悉，但我的報導又相當「具體」，致新聞圈是半信半疑），自然嚴重，使我一時處於「槍林彈雨」之中，猶被視為「打高空」的假新聞，只好持續「隱形採訪」，直至當時閣揆蔣經國在立法院（3月5日）宣布證實：「維護大眾利益，消除中間剝削 一是強化消費合作社功能，推廣設立小型超級市場；二是設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讓我頓時解除警報，驚喜參半，心情之錯綜複雜，難以言喻。
之後，當局又再將行政院人事部門所設的「公教福利中心」和國防部福利部門籌併為「軍公教福利中心」，更是功德無量，以平價供應，安定薪水收入偏低的軍公教階層。回顧1950年代初期，因國共內戰轉進臺灣的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約數十萬以上，除了軍人、軍眷福利有其特有法令外，為了「照料改善臺灣公教人員薪水微薄、生活條件不佳的問題」，並在不觸發通貨膨脹情況下，中央乃於1952年成立「公教人員生活必需品配給委員會」，並以單行法規為法源，配發公教人員日常用品。至於發放的生活必需品，則規定為食用米（糙米）、點燈燃料用煤油、食用花生油及俗稱精鹽的「再製鹽」，到了1972年才有《中央文職公教人員生活必需品配給辦法》，充分反映當年臺灣經濟建設的篳路藍縷艱辛腳印。
在個人依稀的記憶中，當年的軍中士官每月薪水不過在兩百元新台幣上下，少尉則兩百幾十元左右；而聯合報一個資淺記者（在當時報界待遇算相當優渥），稿費、獨家新聞獎不計，約三、四千元以上，比政府部會司、處長位階待遇還要好；猶憶六、七十年代，北市一家四口租屋約數百元，購屋（公寓）亦約十餘萬元（及至聯合報遷至忠孝東路後，資深記者待遇達二、三萬元以上，附近四樓公寓一棟房價才20萬元左右，報社亦有輔助房貸辦法），跟今天經濟、生活、物價指數種切相較，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任何重大政策性新聞的發生，泰半與當時的時空背有關。譬如當時（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衝擊國內政經及民心士氣，值蔣經國擔任閣揆，視臺灣為「反共復興基地」，勵精圖治，期突破橫逆，以創造契機；而國內的科技、經濟發展又值萌芽階段，仍須農業支援工業相輔相成推展，加以1973年10月，全球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油價上漲、物資短缺，導致各國通貨膨脹，臺灣也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拖累，勢須有通盤性的突破性的政經、國防等政策性作為落實，以安定民生、民心，才能力挽狂瀾，持續帶動國家總體發展，大步邁進，開創新境。
而此一高瞻遠矚的決策，原為「極機密」狀態（當時僅有簡單原則性的概要，中間尚經不斷修改、補實才成形），外界根本無從獲悉。但當時個人的「新聞鼻」，卻直覺將會有一連串的大事發生，主要是發現政府部門企圖心旺盛，頗有中興氣象，氛圍也不一樣，行政團隊個個戰戰兢兢，莫不殫精竭慮、朝乾夕惕。在當時的科技、財經菁英，人才濟濟，有吳大猷、徐賢修、孫運璿、李國鼎、俞國華、費驊、王昭明、王章清等，農業復有沈宗瀚、李登輝、王友釗、李崇道、黃正華、許世鉅、陳同白、葛錦昭、毛育剛等要角，蔣彥士則是調和鼎鼐的重量級人物（至於當時蔣的「四大金剛」李煥、王昇、潘振球、宋時選，主要在處理黨務、軍中政工、校園、團務），政壇人緣佳，亦為處理危機高手；像擔任教育部長期間，學生參加救國團活動不幸遇船難，震驚社會，他立即擔當責任辭職並處理善後，深獲蔣經國的信賴和倚重（而後來李登輝初繼任總統之時，曾發生「主流與非主流」政爭，亦是有賴他的折衝化解）。
於是個人經由偶然的探詢（包括蔣彥士、李登輝、沈宗翰、王友釗、毛育剛及中研院經濟學界蔣碩傑、費景漢、邢慕寰、于宗先、李庸三等多人），了解農業、農村和經濟建設已到了必須變革，才能突破困境（像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軍公教福利中心、十大建設、加速農村建設等皆是）。果不其然，後來竟然演變到參與政策的「發想」（蔣經國要以安定民生為先，由李登輝主其事）、「蘊釀」（因為我不僅要跑正常新聞，還得到農復會，即農委會的前身、各大圖書館、台北的美國新聞處等查詢相關「合作學」、「農產運銷」、「能源」、「經濟資源分配利用」等書籍資料，還得提供資訊，隨時接受李教授的指點、改正，及至陸續見報時亦然，實是前所未有的難得採訪經驗（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