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一銘專欄：和李登輝政委合作的「創造性報導」(二)／呂一銘（前新生報社長）

抓住「關鍵性」的新聞要點

　　1974年1月13日個人就先在聯合報二版的撰一「關鍵性」的特稿，標題是：「經建重點 提高農業成長率 平穩進取 使農工配合發展」，也就是後來蔣內閣各項重大經建、民生決策的衍變濫觴（像同年2月4日至3月6日的軍公教福利中心、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等的系列獨家報導即是其中一環）。

　　謹擇其中犖犖大者，作為見證：

　　「由於世界經濟情勢的演變，政府今年將以提高農業成長率，為一項經建重點。重農，並不表示不重視工商業的成長，而是因為今年的經濟環境相當艱苦，必須有一套因應辦法，使我們的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驚濤駭浪』中，能平穩前進。去年國際間先後發生金融波動、糧食等等問題，到了十月間，能源危機又爆發了，使各國經濟環境遭到劇烈變化，對臺灣也是一大衝擊，使我們不能不有所警惕，有所因應　　。有關人士（即李登輝政委）指出，政府在去年年底集會多次，預估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將由12.3％降至7％；其中工業成長率，當時認為會由22.3％降至18％。可是到了今年初，發現還要降至15.1％。

　　簡言之，國際原料價格的上漲，使得工業成本提高，產品容易滯銷和利潤降低，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發展自然不易。政府當局基於此一情勢惡化，曾邀集各有關單位首長研商對策，強調『民以食為天』，只要『足食』，先站穩『腳根』，再使農工商業相互配合，來達到『自立自強』。

　　因此，政府決定在今年積極提高農業成長率，來彌補工業成長率的轉緩。有關專家（即中研院經濟學者于宗先、邢慕寰、李庸三及農復會專家毛育剛等）認為，政府今年『重農』，是明智的抉擇。因為我們是開發中的國家，能源問題對先進工業國家影響較大，但相對影響我們的農業較小，相對地有助于農業成長。由於農業依賴能源原料不大，可說是『土生土長』，在工業成長緩慢的時候，相對地農業就走得比較快一些。農業成長率的計算，糧食佔的比重大，加上政府已採取糧食增產政策，今年農業成長率將可由3.5％增至4％以上。

　　行政院蔣院長在去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年會中曾指出：『今後發展經濟，農工商配合非常重要，同時更應注意糧食政策，要採取措施，提高糧食生產，因為糧食不夠的話，經濟發展再快，也是枉然。』他的這番話，已把『農』放在首位，並揭櫫了『糧食增產』的重要性。

　　經濟部長孫運璿在今年元月5日表示，今後經濟發展要使多數國民生活安定，更需要全民合作與支持，大家勤儉耐勞，埋頭生產。財政部長李國鼎也在今年元月7日強調節約的重要，應重新調整消費模式，克服難關。他把食衣住行作了詳細分析，特別指出糧食增產及農民施肥觀念改變的積極意義。

　　其實，政府重農，不祗是當前權宜性的措施，也為未來農業發展奠定深厚基礎。譬如下一階段即明年的加速農村建設計畫，就與今年的農業政策有啣接性，今年做好了，明年會更好。有關人士指出，政府今年對工業發展與正在積極進行的九項建設，並不放鬆。而是使工業與農業結合。譬如推行產製複合肥料，加強農藥、農機具等的產製，並在農村地區開發工業，引進農產加工及需勞力較多的輕工業，增加農村兼業機會，吸收工業人力，這些措施都是農工結合的做法。今年的農業著重開發水土資源，運用人力資源，充實農業生產資財（如肥料　　、農機具等），同時充分吸收民間資金及運用，如充分供應農民貸款等。

　　簡要的說，便是集合各方力量讓農業扎根，使『人人有飯吃，有飯大家吃』，做為農工配合發展的磐石。今年的農業做法，增產糧食自列為優先。為達到相輔相成功效，將把各項計畫『連成一環』，譬如養豬農牧經營，就配合雜糧的生產，玉米生產則透過大型農機代耕；而農機化的推動，可使水稻綜合栽培計畫，實施機械化一貫作業，增加效益。……行政院蔣院長去年年底就指出，今年是經濟困難的一年，但強調：『政府朝向一個目標，就是盡心盡力替老百姓著想，凡對老百姓有好處的，沒有不做的，凡是對國家社會有利的，沒有不做的』……可為這一連串政策的最佳註腳。…」

　　不久前，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還特別提了一段往事，說當初蔣經國自承不懂經濟、只懂「政治」（有恫瘝在抱的襟懷，能「苦民所苦」），但在石油危機等重大事件（首次發生在1973年，第二次於1979年）上，卻能做出顧及弱勢族群的「政治決定」，照顧人民生活需要，是今天民眾懷念蔣經國時代的重要原因。類此的「政治決定」前瞻性規劃，如果不是蔣經國當年提出要排除萬難，先穩定軍公教和照顧基層人民生活的「政治決定」，例如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軍公教福利中心等，就不可能會形成政策落實執行，安定民心。

　　在當時，頗為輿論詬病的是「中間剝削」問題，就是指農漁畜牧業的產銷過程中的「暴利」（即收受不合理的運銷佣金）現象，泰半受黑白兩道把持或政商勾結等的層層「剝削」，常使民生物價波動上揚，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均蒙其害，尤以農民受害最深。不論生產食米、水果、蔬菜、水產品、魚肉等，都得不到合理利潤，消費者亦得不到「物美價廉」的好處；而工業生產的民生用品毛巾、衛生紙、肥皂、牙膏、洗衣粉等亦然。例如，當時的米穀需經過販運商、碾米廠、批發商、零售商等的「中間過程」，消費者被「剝削」約55.28％，也就是一塊錢的米到消費者手中是一塊五毛五分餘；像一塊錢的豬肉，到消費者的手裏卻是兩塊錢。同時，臺灣多天然災害，並受季節性影響，農漁畜牧生產又不穩定，即便政府補貼或採保證價格，仍難彌補虧損，加上「中間剝削」，易形成惡性循環，肥了不肖業者（各種特殊組織、牟利團體），造成國家經濟利益和農民、民眾的無形及有形的損失。

　　因此，當局基於國家「均富」政策理念，如何加強消除「惡性」的「中間剝削」，回歸合理利潤的產製（加工）運銷過程，就變得很重要了。蔣經國更在各項重要會議中耳提面命，勉勵行政團隊設法從各種途徑中，找出可行辦法。例如設法整理相關多如牛毛的產銷法令規章，亦構想設立事權統一的運銷機構，或全面性整頓管理臺灣都會區的市場，推動普設小型超市，或將現有三千多個各類合作社的組織，建立現代經營管理制度，以發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基本合作精神要旨，讓生產者和消費者互蒙其利等等。

　　但諸如此類的計畫，比較曠日費時。因而李登輝政委改研究採取「示範性計畫」（pilot plan）做法，就是先設立財團法人型態的「農產運銷公司」（選擇都會型的台北市，和農村地區建立一個產銷網，便利調節供需，以降低生產儲運成本，讓農民有合理利潤，消費者亦可不受天災或季節性影響，買到合理價格的農漁畜牧產品），一旦成功後再普及推廣。

　　然則，早年時空環境特殊，當局認為須分輕重緩急、優先順序，先加強照顧國家的「基柱」，即多數待遇較低的軍公教階層，與「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差距」措施齊頭並進，之後，才有了將政府現成的「公教福利」和「軍中福利」辦法，合併為「軍公教福利中心」的做法，避免因能源危機、通貨膨脹、物價上揚等因素，衝擊軍公教及民眾基本生活需求的影響，得以安定人心。

　　由此「調查、研究」型的採訪過程中，不難了然，記者平時勤「做功課」，做好「前置作業」很要緊，否則遇上像「李教授」者（當6年政委期間，鮮有新聞同業，甚至跑黨政的同事，能從他口中得到隻字片語的訊息），很容易三兩下被當掉，顯然他不是一個可以「威脅利誘」，便能擺平的「消息來源」，也是一個不懂得「給消息」的學者（之後，當了總統則是另外一番局面，高度和格局自然不同），而是比記者還會QUESTION問WHY的「李教授」，有時還真會被他的「博學和深思」問倒，變成「話不投機」，只有知難而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