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備受國內外矚目的重大事件，莫過於中國舉行一系列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以及九月三日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的大閱兵，亦是首次將閱兵日子由傳統的十月一日「國慶日」改變到九月三日的「抗戰勝利紀念日」，意味著習班子已經不把1949年的「建國」當作中共執政合理性的基礎日，而是要「概括承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的中國。
所謂「滅人國者，先滅其史。」古有明訓，但「今天新聞，明天歷史，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所以若能全方位參考當時抗戰的新聞報導和評論，不難可條理出可信的部分史實，才不致被「勝王敗寇」的片面歷史矇騙和誤導。
張季鸞社論見證抗戰史實
從已故中國知名報人張季鸞在抗戰期間的社論中，不難了解中共謊話連篇，殘民以逞。而張季鸞，何許人也，他主持中國早年的「大公報」言論，聞名遐邇，連美國新聞學界都尊敬稱道，他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文人辦報風格，強調的就是「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至今猶為人奉為圭杲。而「大公報」的言論，獨立、公正絕不受任何金權、勢力的威逼利誘，更與新聞記者信條，若合符節。像「西安事變」的參與者，亦多能接受其苦口婆心的忠諫落幕（報紙空投西安），轟動一時。連蔡元培、胡適、吳大猷等學者或黨政領袖、菁英及普羅，莫不為其忠實讀者，蔣介石更是視為「畏友」（有若魏徵），每日必讀他寫的社論。
簡言之，「季鸞文存」的許多評論，往往針砭時事，一針見血，擲地有聲，口碑載道，亦堪是抗戰見證。例如他在1937年元月22日的「對西安負責者之最後警告」社論，就提到「共黨」部分：
「共黨於陝變有密切關聯，現時更成為共同負責之勢，然則請其覺其迷而期 其悟。為共黨者，第一須自懺過去十年來對國家民族所犯之大罪。夫自江西暴動起，迄最近止，以赤色恐怖蹂躪及十餘省，江西人口，為之減數百萬，如鄂如豫如皖，凡其盤據較久之地皆一空。豫南某縣，當時有埋人坑無數，每坑千百具。四川通南巴一隅，前年春間賑濟會調查時，發現民屍二十餘萬。要之共黨多年窮兇嗜殺，謀推翻整個社會，自己又絕無對國際對國內之一貫的認識，害國家，害民族、害自己，輾轉戰爭，由東南而西北，以至於今日。粗略計之，國軍損失不下數十萬，費財數萬萬，至於共黨所殺害及其部眾滅亡之數，更不可勝計，此誠可謂對國家犯重大之罪矣。」
歷史是一面鏡子，亦可通過今天和往昔的對話、對照，然毛澤東和共產黨殺害中國人三千萬以上，至今有無道歉耶？根本沒有。還要拍「開羅宣言」影片，將「子虛烏有」的毛澤東納入，捏造抗戰史實，竟宣稱中共與國府平分秋色抗戰成果（根本不到一分力量），猶不承認當年自己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的成員，更以法西斯式的大閱兵，威嚇台灣（有對準台灣飛彈實體載具展演），向國際耀武揚威，豈非給人窮兵黷武的負面觀感！
至於中共把八年抗戰延長為十四年，是將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延長到1945年抗戰勝利。否則1949年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能主導1937年開打的對日抗戰？
了解國共鬥爭史的人皆知，在九一八之後，1937年國府對日宣戰之前，蔣介石的決策重心是所謂「攘外必先安內」。而「安內」就是在剿共。在一九三六年發生震驚國際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為主的東北軍對蔣介石發動兵諫，逼蔣停止剿共進行抗日。最後蔣被迫接受條件，納編紅軍國共進行二次合作，中共也得以休養生息並坐大。
張季鸞在1940年12月2日「抗戰新階段之開始」社論中，更提及：「現在我們所有的抗戰軍隊都是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的最高統帥是蔣委員長。這些軍隊之中，在抗戰以前，也有未嘗列入國民革命軍的番號的，例如現在的第十八集團軍。」（註：抗戰時期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全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之一。
1937年8月22日，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有關協議，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中國工農紅軍處於陝北的主力部隊，係由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2日，八路軍的番號已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朱德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的《華北治安戰》和《支那事變陸軍作戰》中，也描述該部隊為共產軍、八路軍、紅軍）現在中共居然否定這個史實，自說自話，混淆視聽，莫此為甚！
日、共均未正視史實
今年9月美國《外交家》雜誌刊系列專文在談「誰領導抗戰」中，美國前副助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就撰文說，抗戰中國官兵傷亡者，90％是國民政府軍隊；共軍參與戰鬥極少，傷亡僅占總數10％。這位現任智庫「2049計畫協會」執行長說，北京要求日本正視歷史，然不肯正視史實的非僅日本；「為政治理由扭曲竄改、常顛倒歷史的，正是中國自己」。去年此時，《外交家》亦曾刊登前執行主編凱克(Zachary Keck)文章，題為「中國共產黨沒和日本打仗；是國民黨打的」，副標為「當國民黨抗戰保國時，共產黨壯大自己準備內戰」。因23場大規模會戰，中共一場都沒參加，唯一例外是派千把人擔任周邊任務。
荷蘭史家彼得戈耶爾曾說：「歷史是一場永不休止的論辯」，但事實是勝於雄辯的。像在《毛澤東選集》的第三卷中，有段話「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又如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向到訪北京的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與委員黑田壽男更說：「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可說是事證確鑿。
國際知名歷史學者、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在2002年接受媒體專訪，就曾說過「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所有歷史都是假歷史」！都是中共政權「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
中國媒體與中共聯手製造歷史
事實上，台灣知名自由派學者殷海光早年在「光明前之黑暗」一書中就剖析：中共有下列兩個值得注意的特質，(一) 不可視中共為普通政黨，它是一個戰鬥系統，君子向他謀求妥協，定會粉身碎骨，(二) 不可視中共可受任何條規約束，只要他形勢比人強，合約頓成廢紙。」
只要看2013年中共的黨刊「求是」中即表示，中共政權必需繼續管制媒體，否則就會走上當年蘇聯「亡黨亡國」之路，因此必需繼續堅持專制手段，不容許「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與背離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為了確保「紅色江山」的穩定生存，他們歡迎自由國家的企業家到大陸投資任何工業、商業、電子業等等，就是不容許投資「傳媒業」！（中國都是國營媒體，編採人員亦都是黨派，海外則是「假民營、真黨營」媒體」）
